■安 隅
　　在我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其中相当一批人选择“返乡”，与无法支付高额的生活成本有关（据8月15日新华社报道）。
　　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 “逆城市化”现象无疑在告诉我们，相对于留在农村，虽然农民进城务工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城市没有给他们制度化的稳定的预期，他们对自己在城市里的未来生活感到迷茫，缺少安全感。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就业不稳定。不少统计数据显示，在经过数年进城打工生活，即使是高技能农民工往往也难以实现职业地位的大幅上升，仍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其次，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外，有多少农民具备在城市购房的能力？即便租房，也多是住在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地方。这样一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往往会转向寻求低度安全，希望保持既有的、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农民工虽然可能向往城市生活，可是一旦感到缺乏安全感，通常会想到回归农村去生活，因为，在农村老家，至少还有那块地做最低生活保障之用。
　　由此看来，如果城市生活成本远远超过进城务工农民的承受范围，如果住房与就业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保障不能将他们有效覆盖，即便农民进了城，终有一天也会选择再出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把满足农民安全生活保障需求作为城市化政策的基本维度，即使出台了系列鼓励农民进城的优惠政策，从长远来看，也未必有实际作用。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的人口流动模式理论，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做出迁移到城市的决定，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对于农民而言，安全生存往往是生活的关键，即生存安全比高收入更优先。
　　“逆城市化”现象给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级的发展命题。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是要从城市的就业结构和生活环境上，给农民以更多的安全保障，使他们愿留下、有工作、有奔头、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