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隅
在我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其中相当一批人选择“返乡”,与无法支付高额的生活成本有关(据8月15日新华社报道)。
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 “逆城市化”现象无疑在告诉我们,相对于留在农村,虽然农民进城务工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城市没有给他们制度化的稳定的预期,他们对自己在城市里的未来生活感到迷茫,缺少安全感。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就业不稳定。不少统计数据显示,在经过数年进城打工生活,即使是高技能农民工往往也难以实现职业地位的大幅上升,仍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其次,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外,有多少农民具备在城市购房的能力?即便租房,也多是住在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地方。这样一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往往会转向寻求低度安全,希望保持既有的、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农民工虽然可能向往城市生活,可是一旦感到缺乏安全感,通常会想到回归农村去生活,因为,在农村老家,至少还有那块地做最低生活保障之用。
由此看来,如果城市生活成本远远超过进城务工农民的承受范围,如果住房与就业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保障不能将他们有效覆盖,即便农民进了城,终有一天也会选择再出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把满足农民安全生活保障需求作为城市化政策的基本维度,即使出台了系列鼓励农民进城的优惠政策,从长远来看,也未必有实际作用。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的人口流动模式理论,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做出迁移到城市的决定,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对于农民而言,安全生存往往是生活的关键,即生存安全比高收入更优先。
“逆城市化”现象给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级的发展命题。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是要从城市的就业结构和生活环境上,给农民以更多的安全保障,使他们愿留下、有工作、有奔头、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