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在接受媒体采访 刘 焱/摄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就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表示，我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2000年国家专门就“三改并举”进行宏观部署，有关专家和政府部门对中国医改的范围和重点以及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基本卫生保健、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和公立医院管理四大基本制度。2007年10月，国家又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大体系，不仅系统总结了以前的研究和改革成果，还为今后的改革构建了新的框架。将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改革概括为：历尽艰辛，成效卓著。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卫生医疗体系改革就大功告成。恰恰相反：就目前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现状来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逐步完善。

　　一、控制大型医疗机构规模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医疗服务的能力也不断得到增强。但是，我国主要城市大型公立医院由于历史原因大多集中在市中心。而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城市改造的步伐不断加快，使得城市的建筑规模快速膨胀，随之而来的在城市社会化功能服务设施的布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甚至为城市交通和社会安全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就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闫希军代表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其一，我国城乡医疗机构需要平衡发展和控制一些大型医院建设规模。闫希军代表指出，由于一些大型名牌公立医院具有明显的品牌和技术优势，使得就诊患者数量逐年攀升，有的年门诊量高达几百万人次。重负之下，许多大型公立医院便采取了不断扩大医院建设规模和床位数来缓解患者就医的压力，来满足患者的需要，结果有可能是医院的盲目扩张，使得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医院规模过大却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城市局部社会化服务功能设施负荷过高就是其中之一。如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占地只有几十亩，床位数却高达2000张以上，日门诊量达5000-6000人次，加上医护人员、物业服务人员、病房陪护的亲属和探视的亲友等，每日进出的人数以万计，这就对大型医院所在区域的交通、用电、应急疏散等构成巨大社会压力，不仅使需要急救的患者难以得到快速救治，也给前来就医的其他患者带来不便，更严重影响到医院周边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
　　其二，我国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布局有待完善。闫希军代表指出，随着我国许多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原有医疗机构布局已不能满足新兴城区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就医成本，影响到医院医护人员的急救和诊疗效果，还不利于人们获得公平、便捷的优质医疗服务。总之，超大规模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会加剧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合理；而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合理不仅不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剧了城乡二元医疗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闫希军代表说，目前我国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中规定床位数在500张以上，但没有规定上限，这就为超大医院的发展和医疗资源配备过于集中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很值得研究和探讨。业界一般认为，500张至800张床位是大型综合医院的最优规模。
　　针对我国目前一些知名医院规模过大和医疗资源、医疗机构布局不合理的问题，闫希军代表表示，应该从创新和建立落实国家医改政策的试点入手，积极探索落实国家医改政策新的发展模式。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思路和建议。
　　一是大型公立医院应该承担为社会提供重大疾病防治、公共卫生服务、医疗科研技术水平的研发提高等职能。由于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不利于医疗技术的广泛普及，也难以通过转诊等方式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为了充分发挥大型公立医院的品牌和技术优势，给普通百姓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所以他提出，应该禁止1500张床位以上的超大型医院扩建、增床。引导大型公立医院在诸如疾病谱跟踪研究、医学诊疗模式研究、专科医疗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降低不同病种类型单位患者的医疗成本等方面进行探索，并将上述要素作为大型公立医院的考核指标。
　　二是鼓励大型公立医院将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专家资源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在城市周边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区域，联合兴办多个500张床位以下的特色专科和康复医院，充分发挥优势技术资源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广覆盖，努力和有效解决人们“看病难”的社会问题。而且，城市的医疗机构在向周边输入品牌和技术的同时，还要通过建立城市中心与城市周边、大型综合医院与周边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双向转诊机制，提高各级和各类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
　　三是完善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相关配套政策，尽早出台实施细则，鼓励社会资本在城市周边新兴城区举办医疗服务机构，特别是具有特色的康复护理、专科诊疗及社区综合医疗服务机构。国家应在土地、税收、医保、人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四是将医疗机构布局设置纳入到中央的城市发展的统一规划设计之中，应根据社会需要而不是根据某个城市或某个行政区域的需要，综合平衡和掌握所设医疗机构的规模、性质、特色和相互之间的衔接，使人民更加公平、便捷地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二、建立公立医院所有权、经营权和医师执业权分离机制

　　在我国目前的卫生医疗体制下，卫生主管部门既是公立医院的行政监督者，又是公立医院的资产管理者，也是公立医院的人事决策者，还是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者。这样就使得公立医院缺乏自主经营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医生只能依附于某家医院，而不能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发挥自己的专长，不利于实现社会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闫希军代表表示。
　　闫希军代表接着说，公立医院管办不分不利于公立医院自身发展。从所有者角度看，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制度的缺位难以保证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从经营者角度看，由于责、权、利不统一，难以发挥公立医院院长的经营管理才能；从医护人员角度看，非市场化的薪酬体系难以体现其自身的技术和服务价值；从社会角度看，医疗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了医疗资源的区域过剩，而不能向社会其他医疗机构释放。还有医师不能自由执业加剧了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制约了我国多元办医格局的形成，更难于形成医疗市场社会性的竞争机制，而缺乏有效竞争的医疗市场，则不利于有效解决我国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
　　为了加快推进我国的卫生医疗改革，使人民享受到公平、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闫希军代表提出了将公立医院所有权、经营权，以及医师执业权进行分离的具体思路和建议：
　　一是卫生主管部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联合，设立公立医院产权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使得出资人能够履行出资人职责。而且要建立公立医院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下放经营权给医院管理团队，以提升公立医院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在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以后，卫生主管部门应重点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规划建设与指导；加强国家及区域性卫生应急保障、疾病谱发展追踪及救治方案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管等方面的职能，建立起相互衔接的预防、治疗、康复等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人民整体的健康水平。
　　三是尽快制定实施医疗卫生改革的具体实施细则，推进多元办医格局的形成，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分布与发展。通过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切实解决目前我国还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
　　四是从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法规，加快建立社会化的医师管理制度，明确医师的自由执业权；通过医师协会对医师进行注册，建立医师执业水平评价标准和考评体系；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师进行双向选择的机制；解除对由社会资本培养的优质医师资源的垄断使用，真正把医师转变成社会化的在公平市场环境下自由流动的医疗技术资源，让优质的医师队伍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发挥最大价值。

三、完善建立基本药物质量标准和终端配送机制

　　闫希军代表表示，国家的基本药物制度，是有效保障群众的基本用药的基础，是国家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之间相互衔接的基本体系，是惠及民生的基本保障，也是国家推进医疗改革顺利进行的依据和发展目标。通过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基本药物的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从而减少基本药物流通的中间环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零差价销售，才能真正减轻百姓的用药负担。
　　闫希军代表指出，目前我国在基本药物制度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我国目前在基本药物招标中普遍采用技术标和商务标“双信封”的方法，而通过技术标的评价指标难以对产品的优劣做出科学的判定，就使得商务标“最低价中标”成为评标的核心，造成了基本药物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造成一些独家优质产品不能公平参与竞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国政府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初衷。二是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招标中进行二次议价时，个别省份出现了脱离国家指导价格、不区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生产成本、采用“一刀切”式的强制降价的方式，使得许多优质药物不能公平参与竞争，往往产生超低价药物中标的现象，从而影响到基本药物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用药安全。三是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终端的配送率、终端基本药物销售占有率，以及二、三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率等指标在一些省份还达不到国家的要求，从而影响到基本药物在全国实现广覆盖。还有基层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具有量小、次数多、时间随意性大等特点，使得中标的配送企业因不愿意承担过高的配送成本，而出现拒绝送药和不能及时送药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的推行。
　　闫希军代表表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最基本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承担着保障人民群众安全用药的重任。为了保证我国基本药物的质量，并且确保优质基本药物在全国实现广覆盖，闫希军代表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一是在基本药物招标制度中增加更加具体、全面的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药理经济学评价体系，在尊重国家指导价格的基础上，在议价的过程中应根据药物科技含量、产品质量、社会需求等因素建立差异化评价体系。二是基本药物要体现保障、覆盖、疗效三个基本要素和属性，要保证让百姓吃到质量优良的放心药品，这其中包括化学药、生物药、现代中药等在内的一些独家创新药物。一些独家创新药物在促进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鼓励这样一批独家品种，在基本药物保障体系中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完善基本药物终端配送体系，真正实现优质基本药物在全国的广覆盖。可根据需要引入邮政系统等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药品配送，从而降低药品的配送成本，满足基层医疗机构采购药品的需求和时效。
　　最后，回首我国卫生医疗体系改革漫长之路，闫希军代表感慨万千。他说，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78年开始针对卫生系统进行调整，到1985年开始关注卫生医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从1992开始对卫生医疗改革开始探索，到2000年后针对卫生医疗的市场化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显露出一些弊端；到后来三改并举的确立和实施，都大大促进了中国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的进程，使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改革逐渐走上了日渐成熟的轨道。从2005年至今，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改革，在反思和争论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的全国“两会”必将会让我国的卫生医疗改革迈上新的台阶。
（刘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