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啸照片
2:行书横幅 欧阳修诗《戏答元珍》
3:行书扇面 辛弃疾词《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4:大风起兮
5:独上高楼
6: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7:篆书中堂 散怀
8:隶书斗方 见贤思齐
9:隶书对联 诗罢春风荣草木 书成快剑斩蛟龙

■本报记者 孙燕明
　　刘啸是当代实力派书法家和篆刻家，书法尤以隶书和行草享有盛誉，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曾被天津市书法家协会评选为天津市十佳青年书法家，被国家电网公司评选为国家电网十大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无论是线条律动、章法布局，还是笔墨驾驭、结体造型，皆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书法之中，上溯秦汉篆隶，下至明清诸家，又得到欧阳中石、王学仲、孙伯翔、唐云来、李刚田、徐正廉、张羽翔等当代书法名家的悉心指教，并赋予书法作品鲜明的当代审美特征和个人情感意趣，可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受父亲影响走上书法艺术之路

　　1974年，刘啸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的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书法爱好者。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临摹颜体、欧体字帖开始，逐步走上书法艺术之路。他8岁时，父亲要求他练习毛笔字，每天写一篇，完不成作业就会受罚。由于家住在县城，只有一家小书店，买不到书法字帖，他父亲每次出差都要从外地书店购买字帖带回家。刘啸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给他留下几十本历代名家字帖，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上初中开始，他积极参加各类书法比赛，并多次获奖。刘啸说：“因为写字好，从小学到大学，班里的黑板报一直都是我负责。听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赞赏，我的虚荣心就得到满足，并转化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着我更加刻苦地练习书法，使我的书法水平快速提升。”
　　刘啸上初中时，每天上学时路过一家工艺品厂，厂门口堆放着很多绿色的小石头，也就是做工艺品的下脚料。刘啸回忆说：“当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捡一些石头磨平刻着玩。我家里正好有一本陈寿荣编写的《怎样刻印章》，从中查阅到这些小石头就是青田石。于是，我就按照书上的要求开始自学刻印章，从而走上篆刻艺术之路。”

师承当代一批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

　　1992年，刘啸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上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天津书协第一届书法骨干培训班的学习，师承王学仲、孙伯翔、唐云来等著名书法家，对他提高书法造诣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啸回忆说，有一次，孙伯翔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九字，问大家这是什么碑帖上的字？我们回答是《张黑女碑》；然后又写一个九字，我们回答是《始平公碑》；如是者七八个，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最后一个，我们实在看不出是哪个碑帖中的九字，但还有魏碑的味道。孙先生说：“这是孙伯翔写的九字”。他随后告诫道，我们学习书法要牢记，“汉魏是泥土，唐宋已成器”。当代书法家要善于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要用古人的“泥”，做出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器”。唐宋时期的书法已经很完美，我们临摹得再好，还是人家的书法，不是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书法。学习书法要上溯到汉魏之前，取法高古。还有一次，孙伯翔先生讲课时透露：“我临习《龙门二十品》的纸，可以用卡车拉，这是毫不夸张的。”这句话对刘啸触动很大，使他深刻认识到，学习书法必须要下常人难以承受的苦功，没有大量的书写实践，难以取得优异成绩。
　　1994年，刘啸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静海供电有限公司工作，当秘书，搞宣传，领导对他练习书法非常支持。当时，正值河南书法函授学院招生，刘啸报名参加了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李刚田教授创办的书法、篆刻研究生班的学习。刘啸说，这段学习经历，使我从一个篆刻刚入门的学生，深入了解到篆刻艺术的博大精深，篆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可谓受益良多。当时，我请李刚田教授为我篆刻一对名章。李教授问我刻什么？我说刻一方“刘啸之印”，一方“红雨墨戏”，因为我的字号叫红雨。过后不久，李教授刻好后，我拿到印章万分欣喜，一看钤印才知道，原来他将其中一方印的内容改成“红雨临池”。这样的改动，让我顿时脸红，简直有些无地自容。一个青年学生的书法用章，自己署上“墨戏”，岂不贻笑大方！还是李教授改得好，改成“临池”则表明我对自己书法作品的一种谦虚态度，更体现出李教授对我学习书法的要求，要多临帖，多临习古人的经典作品，要用虔诚的态度对待古人的经典作品，岂能“墨戏”！此后，刘啸还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书法高研班学习。

书法形成俊逸洒脱、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品读刘啸的书法作品《见贤思齐》，他在见贤思齐的旁边用红色小字题写道，“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揭示了主题。红色与黑色既形成对比，又搭配和谐，颇有新意。结体古朴沉穆、气势磅礴，于俊逸中见豪放，于粗犷中透华丽，于个性张扬中又见法度谨严。他的书法作品《兰亭赋》，结体方圆兼济、俊逸洒脱，用笔轻重自如、收放得体，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
　　刘啸广泛涉猎篆、隶、行、草、楷诸体，其中尤为擅长隶书和行草。他的书法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书法的精髓，立足于古代经典作品，力求黄钟大吕之声，不以奇特诡异眩人耳目，具有雍容大度之美，堪称渊源深厚、书风端正、品位高雅。在书法作品形式上，他直接取法历代名家碑帖，并以时人为鉴，创作语言出古而入新，极好地把握了传统与当代、内蕴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可谓恰如其分。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宏篇巨制，还是斗方、扇面乃至蝇头小品，都颇见深厚的笔墨功力，形成了俊逸洒脱、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著名书法评论家、书法家傅德锋认为，刘啸在处理书法作品的章法和形式表现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这不仅源于他对传统的正确理解，也源于他对时代风尚和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他没有那种刻意求新求变的急功近利心理，而是注重在不断深入传统的基础上细心领会和慢慢融合，进而达到表现自我心性的目的。刘啸选取隶书和行草作为书法创作的主攻方向重点突破，一是源于他自己的性情和喜好使然，二是源于这两种书体比其他书体更具开拓空间。
　　刘啸的隶书深深植根于《礼器碑》《张迁碑》《华山碑》《乙瑛碑》《石门颂碑》等经典汉隶之中，临池当中，量而为之，尽可能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在创作中，他注重体现汉碑雄浑朴拙、变化自然的精神风貌，兼顾时代审美趋向，融合简书和行草书笔意，用笔厚重而不失轻灵，结体多变而不失雍正，章法精巧而不失大气。墨色变化一任自然，不讨巧，不做作。他用笔注重强调点画的书写性，即节奏感和韵律感，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享受。对每个字结构的处理颇具匠心，在尽可能保持经典碑帖结字特点的基础上，依据自我的个性气质和情绪变化而随机生发，那种古朴典雅、雍容大度、活脱空灵的艺术感觉跃然纸上，尽量避免当下隶书创作中常见的那种搔首弄姿、扭捏作态的不良习气，使书法作品的格调和情趣达到更高的艺术层次。
　　刘啸的行草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米芾、王铎的笔意，笔墨点画精到、峻健有力，彰显洒脱自然、动静相宜的艺术魅力。在行气和章法上善于表现一种磅礴的气势和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刘啸也作篆书和章草，笔下一派古朴气象，继承古法，收放得体，颇受业内好评。
　　著名书法家孙伯翔评价说：“刘啸的书法面貌新、形式多、内涵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刘建军表示：“刘啸的书法艺术探索是成功的，这源于他对书法艺术的孜孜以求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品读他的书法作品，是一种欣赏，也是一种享受。他将中国的汉字美流淌在笔端，如行云于长天，如驭马于碧野，如此潇洒自如。从他的书风中，飘逸着一种浓郁的韵律，如高山流水，翻卷激荡，似临池泼墨，酣畅淋漓。”
　　1999年，刘啸以一首清代诗词为内容创作了一幅行草作品，入选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这幅作品主要临习米芾的书法特色，采用行草书竖写两行的形式，左右顾盼照应。他反复创作了30多幅，最后选出一幅投稿。当时，刘啸才25岁，也是其书法作品入选本届全国书法大展年龄最小的几位青年书法家之一。此后，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先后入选全国书坛新人新作展、文化部全国第八届群星奖作品展、歌颂改革开放20周年书法系列大展、全国电力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中日交流书法大展、天津市书法艺术展、全国第三届隶书大展、中国近现代书画展、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第三届全国安全生产书画展、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全国书法展、第三届中国书坛兰亭书法双年展、“孝行天下·埇桥杯”全国书法作品展等重要展览，并多次获奖。

篆刻形成古朴雄健、大开大合的艺术风格

　　刘啸从12岁开始学习篆刻，初宗赵之谦、吴昌硕、来楚生诸先生，稍后又上溯秦玺汉印，并从汉砖、瓦当、封泥中汲取营养。近年来，他又得到李刚田、徐正廉诸先生指教，形成古朴雄健、大开大合的艺术风格。李刚田先生评价刘啸的篆刻艺术：“刀法稳健，巧中有朴”。
　　刘啸富于激情，在篆刻创作中注重制造矛盾、突出矛盾、化解矛盾。其入印文字结体的大小欹正，线条的长短、粗细、方圆，章法的起伏开合，刀法的千变万化，都极具鲜明的个性特征，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尽情展现。
　　刘啸认为，在篆刻中，无论是吴昌硕还是齐白石，无非是在篆刻的字法、章法、刀法方面因侧重点不同而呈现出迥然有别的面貌而已。对于当代社会背景下日益求新求变的篆刻创作而言，似乎再无必要囿于某家某派，而更应将各家各派的优劣得失进行分析比较，进而融入自己对篆刻的独特理解，从中挖掘并提纯出一套既相对稳定，又不拘一格的篆刻表现手法来。
　　刘啸在字法上以秦汉文字为主，着意于朴厚大气的意韵开掘；在章法上强调疏密对比、大起大落，注重空间变化；在刀法上继承了吴昌硕与齐白石篆刻艺术的精髓，富有诡异变幻之势，将吴氏的苍辣、齐氏的猛厉与自我审美意趣融为一体，营造出朴厚空旷、猛厉奇伟、撼人心魄的审美意象。
　　品读刘啸创作的“独上高楼”“古调独弹”“寒梅点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大风起兮”“春风柳上归”等印章作品，或则雄浑大气，或则憨态可掬，或则天趣自露，或则庄严肃穆，皆能随机而变，出之自然，气韵传神，非故作姿态、刻意变化者可比。
　　刘啸篆刻无论朱白，在印边的处理上也极具特色。他将印边的刻制放到与印面文字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在方圆曲直、虚实离合之间与文字造型浑然一体，此实为其过人之处。
　　中国哲学讲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而刘啸篆刻艺术中，始终以一种迥异时代潮流的独特见识，表达着一种拙朴天真之中洋溢着厚重之气的精神追求。品读他的印章作品，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他对古典哲学的认知和诠释，更能直观地体察到他憨厚真率的性情在刀石之间的自然流露。

书法中蕴含着书法家的人格魅力

　　刘啸表示，书法与所有的艺术门类异曲同工，通常可达到两种境界：一种为匠人，一种为艺术家。有的人写了一辈子的字，你看他的作品，也写得很好，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可最终却没能成为艺术家。因为他写了一辈子，也不过是在重复的临摹，既不能突破前人，也不能超越自我，这样的人只能称为匠人。而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最初同样是临摹前人的作品，这样的临摹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很枯燥，但当临摹到一定境界时，便开始不再甘心只做重复的临摹，而是打破惯性思维，不断总结前人的成败与得失，继而不断突破前人，不断超越自我，渐渐地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书法中蕴含着书法家的人格魅力，最能直接呈现出人的心态意趣。”刘啸认为，颜体在众多书法家中能够得以薪火相传至今，不仅是因为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更多的则是因为他在书法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格魅力。研习书法的人都知道，颜体方严正大、雄浑朴拙、大气磅礴，正是颜真卿忠贞刚烈为官、正直坦荡为人的写照。安史之乱时，颜真卿曾高举义旗，抗击叛军，后来为维护大唐的统一，英勇就义。他一生忠烈之事，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界的地位，《自书告身》便是颜真卿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颜真卿创作《祭侄稿》时，是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进入到书法创作的最高艺术境界，一直被书法界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近年来，刘啸对隶书情有独钟，特别对《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碑》等汉代隶书经典碑帖研习较多。刘啸认为，隶书在我国书法艺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主要取决于隶书与其他书体相为表里，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纵观书法史，隶书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一是秦汉时期，即古隶和今隶时期，东汉是隶书发展最鼎盛的时期；二是唐代，即隶书发展的守成时期，或称楷书化时期；三是清代，是隶书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时期，也是隶书发展集大成的时期。在漫长的文化历史积淀中，隶书书法艺术深深地浸透在中华民族久远的血脉之中，令人肃然起敬。
　　清初著名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历朝历代的书法作品都是描绘所处的时代，都是实用的产物，而不是为了艺术而创作书法。由于当代科技的发展，书法艺术从一种实用工具变成了纯粹的书法艺术，但书法艺术应表现时代风貌，应承载21世纪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审美情趣与文化修养。
　　刘啸表示：“我的座右铭是见贤思齐，即不断向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学习。我虽然没有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但是人生在世总要活得有意义。我在主观上树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志向，客观上也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即物质财富或者精神财富。作为一位书法家，在继承中国书法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多创作富有时代烙印的书法作品，就是我的人生任务。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坚持每天练习书法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从未间断。”
　　近年来，刘啸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选为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被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等艺术单位授予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荣誉勋章；代表作入选《中南海珍藏书法集》《世界华人美术名家年鉴》，被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以及多家省、市博物馆收藏；创作并出版《刘啸书法篆刻作品集》《刘啸书法创作汇报》等专著，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翰墨情静海人书法展。
（本版图片由刘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