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强生引领了快速消费品行业中许多营销模式的变革，但它更注重满足消费者对信赖和安全的情感需求。
　　“我们坚持的不是方法，而是原则；我们不走捷径，因此每一步也许辛苦但很扎实。”

　　做每一句宣传都有数据支撑

　　对消费者而言，广告如何描述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购买行为。但强生人并不觉得广告一定要和自己的产品紧密相连，就像他们的信条，始终在谈论的并非方法，而是原则。
　　姚磊自从毕业后一直在强生工作，至今已经11年。现任市场部副总监的他说，所有强生产品的广告和包装上，每一句宣传背后都有科学数据作为支撑。
　　2008年，正值露得清深层洁净系列在中国上市前夕，市场部最初的创意是从该产品能达到两倍洁净度角度切入。但当时，有一家同行业品牌宣称其产品能够达到六倍洁净度，尽管强生的研究团队在对该产品进行测试时，并没有发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这一效果，但从广告宣传角度来讲，强生再谈两倍的洁净效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姚磊说：“我们只能说两倍，这是我们经过严密测试得出的结论，它就是两倍。”
　　因此，市场部必须改变创意，寻找新的故事。通过重新与消费者沟通，进一步了解其深层的需求，终于使姚磊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一个新发现：消费者很在意，如果脸没有洗干净，皮肤会看上去很暗沉，没有精神。基于这个角度，市场部再次与研发部门探讨，看是否能够取得数据支撑。最终，他们为露得清深层洁净系列做出的新创意是：“可以帮你做更好、更深层的清洁，让你的肌肤散发出自身的健康神采。”
　　如此严谨的做法有时不仅会使强生的产品在市场初步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会给员工的工作增加难度，从而导致很多员工不理解这一做法，会觉得很委屈：“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说，我们就不可以？”此时，姚磊就会对他们解释，这就是强生，我们不走捷径，我们得对讲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对向消费者的每一份承诺负责任。
　　为了对消费者负责，确保研发结果万无一失，强生总是试图把一些潜在的风险在开发周期中提前发掘出来。

　　对每一次研发做最充分的准备

　　在传统概念里，快速消费品行业拼的是速度。强生婴儿品牌市场总监方嘉伟曾经由于强生的新产品开发过慢而跳槽到别的公司，但在离开了三年之后又再度回到强生工作。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对于婴幼儿产品，强生设计一款新产品需要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而别的公司一年就可以搞定。研发过程中一些东西其实连研究者自己都不是非常确定，比如有时候有一些测试，因为赶时间就不做了。”
　　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要上市一个新产品，规定六个月的产品的稳定性测试，那家公司实际只用了两三个月，结果就出来了。对此，方嘉伟的结论是：“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含糊，真的要出去看一圈以后才知道强生原来是最好的。”
　　如果强生人不尊重信条的要求，这家公司完全可以做到和某些公司一样快。但为了准备得更加周密，为了对消费者负责，确保研发结果万无一失，把一些潜在的风险在开发周期中提前发掘出来——强生总是强调最充分的准备。
　　2000年10月加入强生研发部的产品开发经理李洪海说：“当然，现在我们也一直在平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力加快速度，努力争取缩短产品开发时间3到6个月。”
　　强生对医药行业的传承决定了做消费品的质量标准，在强生，任何一款新产品，都要经过无数次测试。

　　对每一个产品采用最严苛的标准

　　毕嘉所学的专业是制药，2007年进入强生担任质量合规部主管工程师。对这个职位，强生格外挑剔，强生希望用药品和医疗器材的质量管理理念管理消费品的生产，因此更倾向于招聘有制药背景的人。
　　举例说，对于化妆品卫生的规范，监管的基本要求是使用饮用水，而强生使用的水是符合USP（《美国药典》）最新版要求的纯水。符合USP现行版本的水跟饮用水的区别是，这种纯化水比饮用水的纯度更高，纯化以后，把一些微量杂质滤掉。
　　强生对医药行业的传承决定了做消费品的质量标准。在强生的质量体系里面，任何一款新产品，都要经过无数次前期测试、毒理学测试、稳定性测试以及安全性测试等。当这些在当地市场没有成文的法规可供参考的时候，强生消费品参照的是非处方药的研发依据。换言之，强生的所有产品采用的都是行业最严苛的标准。
　　除了对质量严格把关，强生对于产品标签的要求也是面面俱到。强生的进口产品除了有英文标签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个中文标签，这是法规要求。但当产品是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引进来时，尽管内地消费者可以看懂原本的繁体中文标签，但强生仍会再做一个全简体中文的纸盒包装。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样做既耗成本，又给消费者一种产品原产地是内地的错觉。但这就是强生式的做事方法，希望把合规做到极致。
　　强生市场部的同事们对这一点的感触其实更深，市场部日常工作需要执行很多质量要求，严格受到内部质量系统限制。即便简单修改一下包装，也要经过内部系统层层审批。尽管耗时耗力，但正是严格的质量要求才给消费者带来了放心的产品，正是对给消费者的每一句承诺负责才给公司带来了优质的信誉。
　　（本文摘编自《与信条对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