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乾元
　　名满天下的经济学专家李稻葵教授，也时常关注一下汽车与交通，不过近日给出的一个观点有点惊人。
　　针对车牌，李教授最新高论，现行车辆号牌管理政策中，如上海的牌照拍卖价格会非常高，而当今北京这样的单一摇号政策也“非常不合理”。所以，李教授建议拍卖。当然，李教授这一拍不是上海那一拍，“不是拍卖永远的使用权”，而是拍卖7年或者15年的，“比如以7年为例，每个牌照7年，你如果要买机动车，好，你必须在市场上买一个，竞买竞拍得到一个牌照，7年到期你再去拍卖。”
　　如此说法，不禁令人惊愕。这在于当今已经让人抓狂的个别地方牌照拍卖政策，在李教授的建议下，或有可能好不容易拍到的车牌，没用几年，就要面临二次竞拍的问题。
　　一辆车的使用寿命是多少年？
　　常规看，一般车辆跑个几十万公里没问题，对于大多数车，就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以上，一般家庭车大多也会在十年左右。而从车辆管理角度来看，只要你车辆安全环保性能年审过关，也一样随你怎么开。
　　但是，按照李教授的说法，七年头上，你就需要考虑还要再花多少钱去抢那块铁皮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头等大事是你要想好，如果竞拍不成，难道要把自家在用车辆当个摆设甚或“珍藏”起来？须知，没牌是不能上路的，但不幸，你原来拍到的那块铁皮，有可能被李教授的二次竞拍办法给褫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因为李教授把当今人车社会矛盾原因扔给汽车了。李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汽车的外部性。他认为：“事实上我一上街之后我给别人产生的拥堵可能是我感受到的拥堵的十倍、二十倍、一百倍。但是我个人没考虑这个，这就是外部性。”
　　而人、车、社会问题的产生，仅仅是汽车一个方面外部性带来的吗？显然不是。当各个城市在地产经济效应刺激下高楼迭起，当有些城市规划布局失当，当个别大城市人口集聚无度，当少数地区综合管理没有做好迎接家庭用车时代到来的先期准备的时候，日渐增长的私人用车趋势，与城市固有的诸多问题作用在一起，自然引发了人、车、社会等等矛盾。
　　这样的矛盾让有些管理者慌了神儿。面对拥堵，这些管理者一时无法给出综合治理的措施，能够想到的，只能是头痛医头，无非一堵二限三收费，用停车泊位证、摇号资格以及拍卖各种方式给购买欲望设置门槛，用限行控制使用。而如此种种，具体的实施都和汽车身上那块铁皮直接相关。因为这些措施的相对人的目标最清楚最好管，拿那块铁皮下手办法简单最有效。
　　包括李教授给出的办法，也正是顺应这种简单管理思维的一个直接体现，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思路。
　　问题在于，你思路可以简单，但对于那些普通消费者而言，李教授给出的办法，无异于伤口撒盐。不幸生为某地人，为工作生活而奔波，买辆车开是必须也是无奈。一次拍已经拍出了最贵铁皮，难免心生创痛；二次拍又会拍出什么？能不能为众多消费者所承受？消费者心头又作何感想？
　　当然，身为专家，能够给出这样的办法，由来有之，且听李教授的说法。为什么一次拍牌之后不能用终身？答：“那会产生投机，假如我认为牌照号还会涨，我事先花五万块钱先买一个牌照，然后买一辆QQ或者买一个旧机动车搁上去，我把牌照当成投资的一个手段了。这会让牌照的价格上涨。”
　　应该说，李教授的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首先，会不会投机？哪有那么容易投这个机啊？如果这个“机”那么容易就“投”到，参与拍牌的消费者们就会欣喜若狂了；其次，“假如我认为牌照号（价格）会涨，我……投资……。”教授，这个“假如”是不存在的，目前上海实施的牌照拍卖政策，是以8万元为限；在一个给定时间期限内，以一个小幅递增标准为限，参与竞拍。因而最终拍得牌照的消费者，其出价最多比8万元多几千块钱。
　　简单说，事实与李教授的想象有差距，没有了事实基础，其推论意义何在？当然，客观地说，目前上海二手车市场存在车牌价格无序问题。但这与一手牌照拍卖无关，更不是提出二次拍的前提。
　　除此之外，李教授的立论基础当中，还提到了“对那些想买汽车，短期使用汽车的年轻人带来了不必要的一个金融冲击，使用成本太高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实话，这个“短期使用”指的是什么，让人搞不懂。几天？几个月？几年？三五天甚或几个月，租车或公交车混合解决，可以满足一些人群短期所需。而使用二次拍方法的话，倒是把人们的使用改“短期”的同时，也提高了“使用成本”。
　　或许李教授还在沉醉于他所谓“市场的手段”，而不是如今政府所使用的“简单的过去传统的行政方式”。事实上，李教授的这种方式，不过是这种简单行政方式的升级版，而与“市场”无关。
　　其实，像李教授这样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问题的专家，针对城市综合治理宏观决策方面，我们倒想听到他提出更多宝贵且可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