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使用的猛士牌农药的外箱和药瓶。

■本报记者 洪敬谱 文/摄

　　日前，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界首市等县市的数十户种植高粱的农民反映，2014年下半年因为农害问题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减产甚至绝收，损失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他们怀疑杀虫用的由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正道公司）生产的猛士牌农药有问题。

高粱减产

　　5月中旬，临泉县三星农业专业合作社彭自安、何建等40余位社员向记者反映，2014年，该合作社与河南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盛世公司）签了种植高粱的合同，约定由该公司提供种子、化肥、农药和技术，并以1.8元/斤的价格回收高粱。该合作社5名股东联合白庙镇40余位农民在该镇1675亩地种植了高粱。河南盛世公司派了施某为技术总监。
　　2014年7月，到了高粱该用农药杀螟虫的时候了，施某带着合作社社员找到阜阳市陈寄农药门市部购买农药，选购了价格较为便宜的猛士牌农药。之后，在施某的安排下，社员们领到了由青岛正道公司生产的猛士牌农药。社员们发现，打过农药之后效果不佳，螟虫打不死，当时就向施某反映，施某叫社员们再加一些农药，但仍未防止住螟虫，导致高粱被螟虫咬断。到了10月中旬高粱收成的时候，减产十分严重，有几百亩地几乎绝收。
　　彭自安告诉记者，因为减产，每亩只收了200斤左右高粱，1675亩地损失数十万元，他们在界首市还有2000多亩地，同样出现了减产现象。
　　记者了解到，涡阳、界首等县市的其他10多位农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50余位农民大约有5万亩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瓶身无标签

　　日前，记者来到临泉县白庙镇，见到了彭自安、何建等5位临泉县三星农业专业合作社股东。何建告诉记者，农药是7月中旬到的，到了陈寄农药门市部，就直接用车拉到各社员家，社员在使用时发现，农药纸箱外贴有标签，但里面的瓶子是光光的，没有贴任何标签。“我们打电话给技术总监施某，他回答说别管有没有包装，只要能打虫就行了。由于防治螟虫要紧，再换农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便使用了那些农药。”彭自安对记者说，受灾之后，陈寄农药门市部的经销商陈寄先行赔付了30万元，委托施某分给减产的社员。
　　记者来到阜阳市陈寄农药门市部，见到了猛士牌农药，正如社员们反映的那样，厂家把没有任何标签的瓶装农药装进一个大纸箱，在纸箱外面贴了一个标签，标注内容为：“‘猛士’苏云金杆菌，有效成分含量是8000IU/毫克，剂型：悬浮剂。”
　　陈寄告诉记者，4月28日，他拿出了近30万元给施某，委托他分给受灾的社员，以表示自己的诚意。今年4月上旬，他将该农药寄到具有农药检测资质的西安国联质量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4月下旬，他收到了检测报告，显示该农药苏云金杆菌含量3840IU/mg，远低于包装标注的8000IU/mg。随后，陈寄积极向青岛正道公司索赔。“刚开始时，青岛正道公司的区域负责人张某叫我糊弄农民，不承认产品是我们卖出去的，因为里面的药瓶上没打标签，但是我不同意这样做，之后，青岛正道公司就不理睬我了，还说我的检测报告是单方面检测，没有法律效力。”陈寄说，现在农民们要的不仅是购药款，还要他赔偿减产带来的损失。
　　6月23日，记者拨打陈寄提供的张某的手机号码，接电话的人说，他不是张某。
　　6月23日，记者拨打青岛正道公司官方网站上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该公司好多年都没有生产猛士牌农药了，张某也早就不在该公司上班了，贴着该公司标签的农药不一定就是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可能是假冒的。记者说明阜阳陈寄农药门市部和该公司签定的经销合同和采购该批农药单上有该公司的公章之后，工作人员表示，将向上级领导汇报此事。

农药不合格

　　因陈寄提供的检测报告未被青岛正道公司承认，今年5月8日，何建等人向临泉县农业委员会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投诉，请求农委对该产品进行权威检测。5月12日，在临泉县农委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的介入下，重新委托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对该产品的苏云金杆菌进行检测。
　　5月底，临泉县农委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高运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农民直接与商家签合同，产品到了阜阳之后直接发到农民家的农田里，导致监管部门未能及时掌握该产品的质量，从而出现高粱减产，5月12日，该县农委与三星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委托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检测该产品的苏云金杆菌的有效活菌数，一旦有结果将会及时告诉记者。
　　6月12日，高运堂将检测结果发给了记者。检测报告显示，该产品有效活菌数（苏云金芽孢杆菌）小于1.0×106亿/ml。高运堂告诉记者，专业换算后也就是该产品有效活菌数（苏云金芽孢杆菌）小于1000IU/毫克，标注的苏云金杆菌有效成分含量是8000IU/毫克，显然，该产品有效活菌数实际含量远低于标识的含量，属于不合格产品。
　　目前，经销商陈寄在先行支付部分费用给农民之后，已经委托律师向青岛正道公司诉讼索赔。本报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