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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导、副教授张慧芳，博士艾天霞：我们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对陕西省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陕西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服务项目价格、第三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呈正相关，与家庭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呈负相关；全省城镇人均服务消费支出逐年增加，服务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为了促进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发展，我们建议，首先要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服务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这就需要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引导居民转变原有消费观念、增加消费意愿；其次，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刺激服务消费需求；第三，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改变城乡结构，转变原有农村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最后，要降低人口负担程度。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四方面促进就业的措施，对提高就业率，降低家庭人口负担程度，提高家庭人均服务消费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夏杰长：休闲旅游业正在成为最具潜力的现代服务业。消费结构的升级无非是从衣食住行走向康体娱乐，休闲旅游是实现康体娱乐的重要抓手。休闲旅游消费品分为四大类，度假、文化、康娱、专项类。休闲旅游品大部分是准公共品，但是准公共品又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维持型的，比如植物园、博物馆、图书馆；第二是经营型的，比如旅游纪念品、大型沐浴与SPA场所；第三是发展型的，比如历史文化名村、老旧街区改造等。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和供给方式不一样，维持型的准公共品尽量采取公共提供方式，但公共提供方式不等于政府生产，也可能是私人生产、政府购买。第二种是市场提供方式，就是经营性的，完全可以市场化。发展型的休闲旅游公共品，建议采取公私合作和PPP的模式做，具体来讲有3种方式，一是购买服务，二是特许经营，三是股权合作。



文化消费与消费新常态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文启湘，西南培华学院文辉：消费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物质消费转向文化精神消费。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调整，人们消费对象重点从物质商品消费，逐步转向非物质的文化精神消费，或借助物质产品得到文化元素的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文化消费是指对文化精神产品及其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可见，扩大文化消费是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扩大文化消费，必须创建3个基本条件：一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二是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拓展文化消费空间。

　　当前，在我国扩大文化消费，既要增加文化消费规模（总量），又要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优化和提升文化消费结构与品味。为此，应认真做好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增加城市居民经济收入，广泛开展文化消费教育。二是创新商业经营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三是开展特色文化消费，提供文化精品和多样化消费方式。四是加强和提高基层文化消费水平。五是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实行文旅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毛中根教授、孙豪博士：为研究中国文化消费发展规律，我们首先分析了文化消费行为的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文化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非必需性消费；二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文化消费需求的迫切性逐渐增加。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恩格尔加和原理，随着收入的增长，文化消费将逐渐从非迫切性消费需求转变为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对收入从缺乏弹性转变为富有弹性。文化消费发展的“国际经验”即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快速增长，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该“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未显现。通过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的分析表明，中国文化消费的发展规律是文化消费数量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快速增加，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发展轨迹。

　　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启示：对“国际经验”失灵及文化消费“巨大缺口”的解释：中国的文化消费发展规律似乎不符合文化消费发展的“国际经验”，这里有两点有必要澄清。第一，消费行为特别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文化消费的“国际经验”不能直接拿来应用，该“国际经验”来自于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文化消费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增长到5000美元只用了9年时间，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增长过程要缓慢很多。当收入快速增长时，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当收入达到3000美元或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并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第二，收入的不可比性。我们国家人均收入达到的3000美元和5000美元，与“国际经验”中的3000美元和5000美元不可比。“国际经验”中的收入是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发展阶段中的美元价值，我们现在提到的收入是按现价计算的美元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人民币迅速升值背景下，这两种收入更加不可比。文化消费3万亿元的“巨大缺口”夸大了我国文化消费的短缺。3万亿元文化消费缺口是按照GDP与文化消费的对应关系依照“国际经验”估算得出的。显然，这样的估算没有考虑文化消费行为特征，也忽略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消费特征。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文化消费并不能成为居民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对收入缺乏弹性。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典型的东亚消费文化，也使我国文化消费发展相对滞后。

　　文化消费增长拐点。可以预见，现阶段是文化消费发展的重大机遇。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已经初步显现出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居民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增长拐点即将到来。文化消费增长拐点，一方面体现出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另一方面也是在较高收入条件下文化消费富有弹性的体现。文化消费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入“新常态”，转方式和调结构依然是改革的重点，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增长质量，更加关注民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背景下，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消费，是居民收入超过5000美元之后发展文化消费的重要契机。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何昀副教授、谢迟：文化消费质量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文化消费质量的已有研究严重欠缺。我们尝试从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及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6个维度对文化消费质量的科学内涵进行刻画，借此构建文化消费质量的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该指标体系对2001-2013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状况进行了测度。通过测度发现，2001-2013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指数总的趋势是持续上升的，个别年份因故出现过下降，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提高居民文化消费质量应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思路。应着重从消费者、文化企业、政府和文化市场四个角度来探究提升文化消费质量的具体途径。一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奢侈性”消费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提升文化消费质量的前提；二要丰富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三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消费的帮扶力度，缩小地区差异；四要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机制，促进良性竞争，降低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提升质量；五要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从根本上提升文化消费需求的品质，最终全面提升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

　　上饶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徐和清：通过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我发现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是城镇化促进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扩大；二是城镇化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一方面，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带来直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通过扩大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间接带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提升，导致城乡文化消费差距扩大。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促进城乡文化消费均衡发展，关键是要抑制城镇化对农村文化消费的消极影响，发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功能。一要大力培育小城镇，发挥小城镇对农村文化消费的带动作用；二要挖掘农村特色文化市场价值，通过市场激活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消费的可持续性；三要促进文化产业链上的人才培育与发展，克服文化供给上的人才瓶颈，保障文化供给质量。



绿色消费与消费新常态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继瑞教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在新常态背景下的丰富与完善，是“升级版”诠释。其中绿色发展理念，让人眼前一亮。绿色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体系，是人们“五大生态文明需求”——“天蓝、地绿、水净、空清、食优”在发展理念上的高度概括和凝练。绿色消费是“五位一体”的消费行为和过程，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是有效性消费，追求消费产品和服务边际效应最大化；是崇尚自然生态的消费；是“三R”消费，在消费过程中，要节约资源，鼓励“减量”“重复利用”“循环资源”；是健康消费。支撑绿色发展的绿色消费，注重的是消费模式的更加环保、更加和谐。坚持绿色消费，将深刻影响一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幸福指数。要想实现绿色消费，需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需要协调各种关系，需要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和规避走过的弯路。同时，绿色消费将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共享发展成为有质量的发展。只有加大绿色投资，促进绿色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都提档升级，从而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健的中高速，才能够使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

　　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陶开宇：初步将生态消费定义为四个特征，即绿色生态；持续安全；厂消合作；天人合一。引导公民社会生态自治具有理论依据及现实背景。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态消费理念未到位、生态消费制度不完善。引导公民社会生态消费自治的基本思路是：在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同时，如果能引导消费者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品进行货币投票，则因消费影响生产，生产者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也就最终保护了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在此观点引领下，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可以各在其位，各尽其职。政府则可以从消费前选择和消费中保护及消费后保障等各环节实现引导生态消费的积极作用。在生态消费引导过程中，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征收生态消费税、明确生态消费品标签、给予生态消费者激励、鼓励建立诸如日本大地守护协会等民间消费者联盟上都有长期的探索和较明显的成效。引导公民社会生态消费自治的对策：一是树立正确生态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关注消费品的来源和制造流程，开展消费教育；要进行生态消费知识教育，加强常识普及。二是创新生态消费制度，可以推行生态消费标签化；提倡建立民间消费者联盟；加快完善生态消费积分制度；鼓励建立生态消费基地和基金；落实政府倡行节约、遏制过度消费的好制度。



新常态下的教育消费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张恩碧：通过对财政教育支出与城镇居民教育支出、收入和消费的相关研究表明，短期内我国实际财政教育支出变动1%，会导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教育支出同方向小幅变化0.89%，但其短期波动不是导致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变化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内我国实际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加1%，会导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教育支出反方向减少1.59%，其影响作用非常明显。长期内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变化的0.98%-11.26%原因可以由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变动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增加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合理的推断是，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应该也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也具有“挤出效应”。建议：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的精神，稳定和增加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发挥其对居民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减轻居民教育负担、扩大消费需求、实现教育消费公平。第一，减轻居民教育负担，释放消费需求；第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第三，降低居民教育储蓄率；第四，缩小受教育机会差异，促进教育消费公平。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蔡伟贤副教授朱锋：我们就“撤点并校”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试图就“撤点并校”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提供实证依据。研究结论表明，“撤点并校”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反映在该项政策使农村居民增加了多种教育支出，挤出了农村居民的其他消费。要破解“撤点并校”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激励扭曲所造成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在实施类似教育政策的过程中适当集权，加大对地方政府在实施“撤点并校”过程中的监管力度，摒弃以财政奖励和政绩考核的方式刺激地方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做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倾听农村居民的呼声，采取各种手段让农村居民参与到“撤点并校”的决策过程中来。对学校尚未被撤并的农村社区，应当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教育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是否裁撤当地学校；对于学校已经被裁撤的农村社区，一方面要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消除“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对上学不便的农村子女家庭予以补助，为服务半径过大的学校配备校车等；另一方面，根据农村社区的交通等实际情况恢复部分已经被撤并的学校，让在外就学但出行不便的适龄儿童重新就近入学。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刘湖副教授张家平、王莹：基于本科、专科、研究生的研究视角，我们对新常态下生产性教育消费的贡献与挑战性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结论是：生产性教育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它能够提高全民职业素质，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生产性教育消费需求将会不断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有效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研究型教育消费和应用型教育消费都是生产性教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生产性教育消费的合理化，就要同时实现研究型教育消费合理化和应用型教育消费合理化，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应该做到二者协调发展。建议：优化教育消费结构；建立高校创新环境，探寻新的创新机制，培养新型研究型人才；加大政府对专科教育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学的学校管理体制。应该努力借助互联网平台来实现教育消费的转型升级，尤其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教育消费合理化和公平化，促进教育消费的多元化，最终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更优的人力资本。



新常态下的家庭消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易行健、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仁静、金融学院来特：在论文《家庭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收入不确定性机制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利用2010年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验证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储蓄率是否存在正向影响。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鉴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我国居民储蓄行为中的重要性，以及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不确定性指标之间的联系，通过继续分析教育程度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收入不确定性机制，结果发现，教育程度通过收入不确定性机制对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占总影响的41.67%。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储蓄率较低，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较小，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较弱，故储蓄率相对较低。建议：鉴于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故提高居民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素质、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提高其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刺激居民消费，改善目前居民消费率较低和储蓄率较高的现状；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将会通过收入不确定性机制影响家庭储蓄率，同时，这些机制变量本身也会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收入保障来降低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帮助其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同时降低其储蓄倾向。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正明：可以用4个字说明老年人消费不容忽视——强、大、高、低。强，老年人的消费刚性强，不存在价格低的时候需要，价格高的时候就不需要的情况；大，主要体现在量上面，全国有钱的老年人已经不是小数目，他们的需求很大，这个“大”还包括一个方面，就是多样性；高，老年人消费的边际效应是很高的，他的钱基本都能花光，例如，以前有的老年人不会弹钢琴，现在他就去买钢琴了，消费效率比较高；低，老年人目前奇异性消费偏好是比较低的。老年人消费确实值得我们国家注意，它应该可以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广州工商学院副教授温燕萍：家庭消费是指家庭成员转化各种资源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享受等需要的过程。它是反映一个家庭发展活力的“晴雨表”。但是，家庭消费并非仅仅属于家庭内务，其价值关乎国家形象。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生产力解放和消费的进化会相互印证。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往往会体现在人的消费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上，而不断改善的消费力伴随生产力持续融入家庭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而家庭消费也是反映国民福利高低、地区或国家财力大小的缩影和名片。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目标共同体，无论是血缘为纽带组成的，还是非血缘因素组成的，都是消费的生力军。生活品质应该成为家庭消费的战略目标。家庭消费的诉求应该被细分和尊重，要把老年人消费点亮，使年青人消费活力更大，使中年人消费“自由奔放”。

　　湘潭大学商学院吴朝霞副教授、张智颖：使用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CHFS）数据，我们首次从家庭人口结构层面-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实证考察了其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选择行为的影响。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发现：首先，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不仅会对城市居民家庭是否参与股市与风险资产市场决策显著影响，而且还会对它们的持有比重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次，相比未成年子女数量因素，成年子女数量因素对参与股市和风险资产决策及其占总财富比重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最后，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与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及其投资参与比重具有“生命周期效应”，在年龄上呈“钟形”特征分布。建议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小家庭面临的消费风险约束；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积极培育居民的金融意识。



消费教育、消费引导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导文启湘教授、李忠飞：广泛持久地开展消费教育、增强消费者权益维护能力和以人为本加强消费引导，是提高消费力的路径之一。消费教育包括对生产者教育和对消费者教育两个方面。消费教育不仅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引导消费，消费维权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国民素质，增进消费知识与消费技能的需要，进而是发展和提高消费力，扩大消费，增进可持续消费的内在要求。因此，消费教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关系民生与全局的战略性任务。消费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8项：1.倡导文明、科学消费观念的教育；2.提高消费者消费知识与消费技能的教育；3.改进消费方式的教育；4.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教育；5.矫正消费者不正确心理预期的教育；6.提高厂家、商家对消费的认识的教育；7.消费环境知识与生态消费的教育；8.增强信息意识、树立知识价值观的教育。为了广泛持久地开展消费教育，一要将消费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使其成为全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发挥宣传舆论的教育作用；三要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社区、民间机构、工商企业的作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消费教育活动。

　　增强消费者权益维护能力。消费者权益指消费者在生活消费中，主要是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经济。维护消费者权益，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需要，又是维护社会秩序，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我国现阶段市场发展水平还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一些生产经营者缺少诚信，制假售假等市场欺诈不断出现，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害的现象、案例屡见不鲜。其中除客观因素外，主观原因就在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薄弱。要提高消费力必须大力增强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尤其是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为此，一要促进消费者主动接受消费教育；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并获取丰富的商品知识，掌握商品或服务产品的使用、操作技能；二要通过消费法律教育，使消费者明确并掌握自身权利的基本内容，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等，要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三要促使消费者依法行使结社权，通过消费者组织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可以解决单个消费者因势单力薄自我保护乏力的问题，增强消费者的维权力量；四要健全市场经济法制，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并建立健全消费者保护的行政体系和社会体系，以加强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消费引导。一要运用多种教育形式和媒体，引导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消费观念，树立与加强科学消费观，弘扬消费本质和人的本性，反对消费异化和“物化”，发展文明消费和绿色消费。二要继续大力运用经济手段，如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手段进行调节和引导。三要在运用经济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如计划、组织监督、制度、政策、奖惩等手段加以引导。四要认真运用法律手段，如运用法律规范、法律保护来引导消费，取缔黄色消费，打击黑色消费，制止破坏生态的炫耀性消费。

　　西安外国语大学王敏、张璐：消费者权益保护一直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消费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过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维权道路困难重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中，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目标应当不仅仅是对已有损害的弥补，更是对潜在损害的预防，若损害赔偿制度能够对违法经营者形成足够的威慑，消费者的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护，整个社会福利将得到极大地提升。建议：一是降低维权成本，根据消费侵权纠纷案件的特点，简化诉讼程序，设置小额纠纷处理特别通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二是提高维权收益。消费者实际交易的商品货款与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并不必然成正比，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必须要以消费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标准，同时，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规定最高赔偿限额的基础上，允许法院针对不同情形的案件制定相应的赔偿方案。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法学院戎素云教授、郭广辉：通过对“草莓农药残留超标”事件及其中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的经济学解读，我们认为可以从微观层面的消费者行为去探究我国宏观层面的食品安全治理制度缺陷，以便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为合理进行制度改进提供参考。“草莓事件”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是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草莓事件”是市场中主体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不仅需要提高消费者的识货能力和算计能力，而且需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进提高政府的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高经营者的正当经营能力，唯此才能通过高效的市场机制促进我国食品生产竞争力的提高。一是完善消费教育制度以提高消费者的识货能力和算计能力；二是改进技术培训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以提高生产者的正当经营能力；三是完善各项制度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四是创造促成伦理道德和交易诚信建设的制度环境。



消费经济学研究



　　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臧旭恒：社会经济的研究仍然要坚持马克思经济理论，另外要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和实际，以及现代消费理论的发展。最近的研究成果：2011年开始承担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目前已经获得了近100万字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几十篇研究论文，目前已经整理出50万字左右的最终研究报告，争取今年年底结题。最近的两个成果，第一个是《家庭资产与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第二个成果是《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测度：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山东省社科院教授、中国消费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鑫生：中国消费经济研究院成立3年来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第一，坚定地赋予消费以崇高的学术地位；第二，对消费重新进行了分类，分为三大消费——生活消费、生产消费、社会消费；第三，加强了对消费生产力的研究；第四，加强了对消费链的研究；第五，加强对科学消费观理论的研究；第六，加强消费主体和客体的研究；第七，加强对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新变化研究；第八，加强高端消费的研究，建议学会要重视企业家的消费市场理论研究。

　　湘潭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龚志民：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主要是从事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他的获奖一定会推动我国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使更多人认识到消费经济学的重要性。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或者说消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实际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行为的研究。人的行为很复杂，人不是简单的投硬币，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说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益最大化。美国萨拉贝研究所，主张从复杂适应系统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就是人会根据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迪顿最重要的是批判精神，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批判精神，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更需要批判精神。人的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消费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也应该能够成为消费经济研究的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赵德武：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一直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界高层次、高水平学术盛会，至今已举办了十八届，多年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成立一个属于消费经济学人自己的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消费经济学会。今年7月，民政部正式批复学会成立登记。自此，一个努力多年的夙愿终于达成，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中国）消费经济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恰逢其时，大有可为。对消费经济领域来说，如何紧紧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我国消费经济发展新实践，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界面临的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需要我们坚持以问题为牵引，着力研究解决消费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动力、发展平衡、内外联动、公平正义等重要问题，研究如何补齐消费经济领域的短板，提高消费经济发展品质，让人民群众在消费领域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开拓我国消费经济发展的新境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尹向东：学会近期的三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制定（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十三五”规划，做好学会的五年发展顶层设计；第二大任务就是消费经济学科建设，修订尹世杰2007年出版的《消费经济学》；第三个任务就是适宜消费城市研究，计划2016年适当的时候由学会向全国发布副省级以上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适宜消费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