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8月3日，王女士躺在病床上。

图二：▼7月26日院方B超显示“脐带绕颈两周，羊水欠清”。
■王远未本报记者 薛庆元 文/摄
　　8月2日，对于23岁的路先生及其年迈的父母来说，本该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因为这一天是路先生妻子的预产期。然而，一切喜悦却在7月29日戛然而止。当天，路先生即将临盆的妻子王女士突发状况，急诊入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医院。十多个小时后，王女士产下一子，但婴儿已没有了呼吸。
　　8月30日，南京市江宁医院在大量证据面前，首次承认了产妇家属在危急情况下要求剖腹产的事实。这意味着院方自己否定了调解书中所称“胎儿有可能发生窒息，患方要求顺产”的说法。
产妇急诊入院
　　8月3日下午，《中国消费者报》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医院5病区病房，路先生还沉浸在伤痛中。路先生告诉记者，今年2月23日，他的妻子在南京市江宁医院建卡，此后一直按照医生要求准时在该院做产前检查，从建卡当天到7月18日，10次产前检查结果显示，产妇及胎儿情况良好。
　　“最后一次在B超影像上见到胎儿是在7月26日。”路先生心酸地说，没想到，几天时间后，还没来得及看一眼世界的胎儿就在腹中窒息身亡。
　　躺在病床上的王女士身体尚未恢复，说话稍显吃力。路先生的姐姐路女士回忆道，王女士7月29日入院后，状态一直不好，多次要求施行剖腹产手术，但医院不同意。
　　8月30日下午，5病区护士长范某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7月30日凌晨3点多，患者亲属确实提出过剖腹产的要求，但当时产妇宫口已开，仍考虑自然分娩。
　　7月30日凌晨4时10分，B超显示胎儿胎心降至101次/分，随后急剧跌至胎心消失。当天9时20分，王女士产下一子，正如此前胎心显示一样，婴儿早已没有呼吸。
　　南京市江宁医院出具的医患沟通书上，诊断为：脐带扭转；死产；脐带绕颈。随后，医院做了进一步详细说明：脐带绕颈2圈，扭转53圈，近胎儿脐轮部呈索状坏死。
未施行剖腹产
　　采访中，路先生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从7月26日的第11次产检情况来看，就已经不太乐观。路先生提供的一份江宁医院的《彩色多普勒超声产前常规检查报告单》显示，当时王女士腹中胎儿“脐带绕颈两周”，且“羊水欠清，指数98mm”。
　　产科专家解释称，羊水欠清，有胎儿先天疾病的可能，但更多可能是因胎儿缺氧窒息而泌出的胎粪污染造成，这种情况下应该立刻做羊水穿刺抽样检查以确定原因，以便及时准确地对症施救，同时应立刻对产妇实施胎心监护和吸氧等措施。羊水指数98mm属于在正常范围中指数偏低，上述现象理应引起医生的重视。
　　采访中，患者方多次提出胎心监测密度不够或方式不妥。8月29日，路女士质疑道：“产妇下身见红，胎儿脐带绕颈，在这种情况下产妇急诊入院，尤其是推进产房后，医院应该持续监护胎心，而不应该间断监护来监测胎心。”同时，她对胎心记录次数表示怀疑：“只做了很少的几次，哪来的这么多次的胎心记录。”
　　记者注意到，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院方有“产程进展顺利，每半小时听胎心在正常范围”的描述，院方在采访中也作出“半小时进行一次胎心监测”的回应。然而，记者发现，医院提供的《产时记录》显示，7月29日21时15分至次日凌晨3时30分，院方对胎儿仅有3次胎心记录，间隔时间均为两小时，并非院方描述的半小时一次。
　　4时10分胎心监护结果显示，胎心记录降至101次/分。按照产科基本常识，胎心正常值应在110-160次/分之间，过快过慢或不规律均表示胎儿有宫内缺氧窒息的可能，应该采取剖腹产等有效措施施救，以缩短产程。院方并未施行剖腹产手术，婴儿错失了最后可能生存的机会。
获两万元补偿
　　8月10日，江宁医院医患沟通办传来消息，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一致意见，院方补偿患者2万元。“当时我们只能接受这个调解结果，医院说不接受调解就要请律师，做尸检打官司，我们不懂也耗不起。”王女士无奈地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说。《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获悉，目前，产妇已回家休养。据路女士介绍，双方为200元欠费问题发生争执，产妇出院手续至今仍未办理。另据了解，患者质疑院方因救治不当、延长产程错失抢救时机，导致了婴儿胎死腹中的后果，已于近日向当地市区两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投诉。
　　对此，《中国消费者报》将继续关注。
●链接
完善制度设置减少道德风险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了解到，有关医疗过错导致胎死腹中的赔偿制度设置，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已经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根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胎儿胎死腹中，出生时即为死胎，如院方担责，将只赔偿产妇误工费、营养费等，按照目前司法实践，最高赔偿不会超过5万元。如果出生活胎，是法律意义上的生命体即“人”，经抢救以后伤亡，赔偿金则包含死亡（或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而死亡赔偿金目前最高可达上百万元。
　　早在2011年，上海市生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意光先后数次上书相关部门，希望从法学角度重视，并适当调整修改相关法规，以规避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然而，因涉及各个层级系统的法律问题，在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中，也未提及。
　　业内人士指出，仅有道德约束远远不够，应多从制度体系上设置多重保障。卢意光建议，首先应从上层法律的制度设置上，将胎儿从孕育到出生设计为一个连续、渐进的法律保障体系，而非目前的断崖式保障，比如在38周或39周，虽然胎儿尚未出生，但其人身损害赔偿与出生后差别不应过大，赋予法律意义上“准新生儿”待遇；其次，在产科临床诊治规范设计上，要求胎儿出生前后，应当持续进行胎心监护或采集其他客观监测数据，并作为病历资料的法定内容，来确定胎儿是死胎还是活胎，从医疗手段上减少胎儿“被死亡”的道德风险。 （薛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