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北京电报大楼。

图二：北京联通新老员工在电报大楼前合影留念。

图三：报务员根据电码本发报。

图四：林海燕制图
■本报记者 武晓莉 文／摄
　　259006450226，6245205302261800203719490520，000163860707044605540079719310321129286925140108……
　　这几天，北京联通一位老报务员发的一小段电报机的视频，在朋友圈引发了一阵小小的震动。这个帖子发送的是一段摩尔斯明码电报电文，内容是：朋友们，让我们心怀感动，一起告别北京电报大楼时代。
　　6月17日，位于长安街11号的北京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正式停业。而这座陪伴北京市民59年的电报大楼也自此正式告别电报业务，楼内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已成为历史。
　　作为中国第一座最新式电报大楼，北京电报大楼是当时全国电报通信的总枢纽，如今她的停业被看作是中国通信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在这座大楼里的故事，也格外让人感佩。
《东方红》报时伴我工作学习
　　“小时候上学，只要等车的时候能听到东方红报时，就知道不会迟到。”北京的梁女士对记者说，她小时候住西单附近，那时候小孩儿没手表，每天7点钟电报大楼的报时声，是最让她安心的。
　　从前，清晨7点，伴着这钟声，北京人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晚上10点，还是这钟声，又伴着北京人进入梦乡。据老辈儿的北京人回忆，电报大楼50年代建成那会儿，长安街上只有与其遥遥相对的北京饭店这两座宏伟建筑。那时候，城市的噪音还很小，悠扬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这次大楼停业，家住琉璃厂的张先生在朋友圈说，年轻时候，每天早晚都会隐隐约约听到报时的钟声，感觉非常亲切。
　　这钟声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据老北京说，电报大楼检修的日子，钟声会停几天，结果附近的居民真有人因为没有听到钟声而上班迟到。
　　据了解，这钟声还有不少故事呢！建造电报大楼的时候，塔钟设备和扬声系统是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的。最早的塔钟是一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进的机械钟，后来变成了石英钟，现在已经连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进行精准授时。
　　最早大钟的表盘为紫铜板材质，看上去有一点古铜色；刻度是白色的磨砂玻璃，晚上靠里面的白色磨砂灯泡发光。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其经过长安街时，指着腕上的手表对工作人员说：大楼上钟表的颜色显得比较沉闷，能不能换换。此后大钟表盘就被换成了白色，指针也改为了绿色。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钟的表盘上还加上了红色的秒针，看上去更有动感。
　　打响报时的前奏曲先期用钢片琴演奏录制，原为两首，一首是《赞美新中国》的前几句，另一首是《东方红》的前两句。最初选用的是《赞美新中国》，后来有时也用《东方红》，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只用《东方红》的前两句了。电报大楼启用初期，塔钟每天24小时整点不间断报时，悦耳的钟声方圆近2.5公里的人都能听到。一个月后，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每天晚10时后至次日晨7时前停止打响报时。据说，那是因为总理怕夜间巨大的报时声影响市民休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北京长途电信局对前奏曲进行再创造，请北京中央乐团施万春、中央音乐学院鲍蕙荞演奏钢琴式钢片琴，中央广播乐团民族乐队演奏打击式钢片琴，混声录制《东方红》前奏曲，并规定每天晨7时第一次报时播放前奏曲全曲，其他时间仅播放前奏曲前几小节，这项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滴滴嗒嗒声成“国家记忆”
　　“昨晚，CCTV4‘国家记忆’讲述了一个故事：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公开信，就是先从北京电报大楼发往香港、欧洲，落地后再发往台湾的。”北京联通一位老员工充满感情地对记者说，“这个‘国家记忆’的栏目名字，对电报大楼来说很贴切，这座大楼承载了太多的国家记忆，是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形象。忆往昔，有多少信息都是通过电报发出去的，那滴滴嗒嗒的声音响起，就好象动听的乐曲，特别亲切。”
　　据了解，电报大楼是1956年4月21日开工的，1958年9月21日竣工，建设总投资为980万元。这笔钱在建国初期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足见国家对它的重视。电报大楼启用时，时任邮电部长的朱学范还亲临现场剪彩。为纪念这件大事，邮电部还在1958年9月29日发行了一套2枚《北京电报大楼落成纪念》邮票。
　　在北京电报大楼前有一块石刻，上面写着：该建筑2007年12月19日被列入北京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电报大楼不管是在建筑造型还是色彩上，都给人庄严、雄伟之感。主体部分共6层，俯视呈现“山”字形，大楼外墙面贴有薄砖，用那里老一辈工作人员的话来讲就是“质量绝对值得骄傲，自从贴上以后，没有掉过一块，而且这种材料不需要清洗，雨一冲就行。”
　　据了解，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邮电建设的大型综合通信枢纽工程，电报大楼是国内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纽，也曾是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当时作为全国电信网中心和全国电报网路主要汇接局，电报大楼与全国所有省会、直辖市、自治区首府、工商业大城市和重要海港、边防要塞间均设有直达报路，同时与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建有国际报路。
　　在电报业务鼎盛的20世纪80年代，北京电报大楼的业务十分繁忙。一位老报务员说：“用彻夜灯火通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当时北京电报大楼每月的业务交换量多达300多万张。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技术的演进，电报大楼相继开通了新兴的数据通信业务，如中国公众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中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CHINAPAC、电子信箱 CHINA－MAIL、中国公众多媒体互联网169电信港等，从而成为北京综合信息服务的重要集散地。
　　在电报大楼工作了一辈子的原北京电报局局长毕家驯说，电报大楼曾先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北京网通综合信息中心以及北京联通的办公地，是国家的重要通信枢纽。作为新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的代表，电报大楼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4年4月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后，北京的计算机核心机房、总出口也设在北京电报大楼内，新业务、新角色使它焕发出青春活力。
叫一声师傅我要谢谢您
　　作为一个跑口多年的行业媒体人，记者对北京联通的一个老传统一直记忆深刻，那就是他们员工之间互称师徒，而不是像别的单位那样叫职务。
　　“那年我在中央控制室还学会了发摩尔斯电报，指挥调度全国电路救灾、气象、长途及中央、各省长途报路抢通，现在想想还感觉特别自豪，谢谢教我技术的师傅们，向师傅们敬礼！”北京联通资深员工李立涛对记者说，“关键是每项工作都不能出错，每条临时长途电路的应急调度都要做到百分之百准确，我做到了。我自豪在职业生涯中，有5年在电报大楼6层（电信局通信处），有5年在电报大楼营业厅（西侧专线中心）度过。10年钟声，悠悠不绝于耳，我没给我师傅丢脸。”
　　这就是北京联通的企业文化吧！尽管名称在变、业务内容也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变化，但就像电报承载了共和国、老北京太多故事一样，老电信企业的职业精神也会传承。
　　李立涛说，对于老电信企业来说，所有的新老员工之间，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候所有的新职工，不管是什么学历、什么专业、哪个学校毕业的，进入企业以后，都会给你派一个师傅。这个师傅首先是教你技术，老北京叫手艺。因此这个当师傅的人，技术上绝对是过硬的，这样他直接带徒弟的话，这个徒弟就能很快地掌握技术，从一个新人，逐渐变成一个能独当一面、完成工作任务的老人。
　　老邮电员工的技术之高从一个小故事就可见一斑。文首提到的那段小视频刚发出去不久，就收到一位老同事的回帖，她已年过花甲，且离开岗位多年，但是，她居然一下就听出了这段报文的内容！真是让人赞叹！
　　“但师傅带徒弟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对技术的传授。”李立涛说，“更重要的是师傅还要教徒弟怎样做人。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在工作中碰到一个问题应该如何面对，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只有师傅可以非常具体、及时地教给你。所谓对不对的标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企业文化。这样师徒相传，徒弟变成了师傅，企业的文化也就得到了传承，做人做事的原则和风格都融入了企业文化，师傅就是一个领路人。”“能带徒弟了，说明这个师傅已经在文化、技术上被企业高度认可了。同一批进企业的，我能带徒弟了，说明我被企业认可。都带徒弟了，谁的徒弟好，师傅脸上也有光。如果我带的徒弟不够好，原来带我的师傅也会出来帮忙。这种文化、工作传统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李立涛说，“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入职就直接工作，包括新提拔的干部，也没有人带。这个和原来有人带相比，还是可以看出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师徒关系是很珍贵的，其实很值得总结并恢复、传承和发扬光大。”
　　北京联通内部的这种师徒关系，还不同于中国传统手工业的那种师徒关系。李立涛认为，因为电信企业的员工一般文化素质都不低，而且很多人是电信学校、邮电院校毕业的，都很系统地学习过专业知识。因此，这种师徒关系更重要的是做人做事，是一种文化的融入和传承。“人民邮电为人民”这个精神为什么能传承那么久，甚至几代人都不走样，就是因为有师徒相传的措施。师傅带徒弟，对师傅的技术、企业文化也是很好的固化过程。
　　李立涛说：“比如我刚工作那会儿，给客户装电话，装完后地下有些钉子、电线头什么的，师傅就拿笤帚、簸箕给客户打扫。这些其实在操作规程上是没有的，客户也会客气地说不用，但师傅这种行为就会影响徒弟，会养成这种精细服务客户的习惯。”“还有一些小事，可以看出师傅用自己的为人影响徒弟。比如有一次等客户去找钥匙，等的时间一长觉得无聊，我就拿起书报架上的杂志要看，却被师傅制止了。师傅说，客户的东西，人家不在的时候一样儿都不要动。照我看这是公开阅览的嘛，但是师傅这么一说，以后就养成了绝对不随便动客户东西的习惯。”李立涛说。
告别电报也是顺应潮流
　　“电报业务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逐渐走向消亡了。”北京联通新闻中心的唐柳明对记者说，“进入本世纪后就已经没人发电报了。作为电信条例规定的基础电信业务，电报业务受理还在长话大楼，只是真的没人再发电报了。”
　　据唐柳明介绍，由于位置的特殊性，电报大楼那里不好停车，而且电报业务根本没有人办理，偌大的营业厅等于闲置着。此次停业租给其他单位也是一件好事。
　　在另一些人看来，电报大楼引发的只是老一代人的“怀旧”，和现在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唐柳明说：“你问问现在的小孩儿，他们知道什么是电报吗？”在乐观者看来，北京电报大楼就像一个年届花甲的老者，其停业就是应了那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它曾经的荣光人们不会忘记，但更重要的是电信行业的未来。在电话、手机、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面前，电报行业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3.16亿户，固定宽带用户总数达到2.92亿户，在便捷的其他通信技术面前，电报的衰落不可逆转。
　　在电报大楼关闭的前一天，不少市民和老员工前去照相留念。
　　前些天，媒体报道了北京最后的三位“发报人”，再过些日子就只剩两位了。其中最资深的报务员在本月底就要退休了。
　　自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上班至今，白何廷已经在报务员岗位上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发起电报来依旧反应敏捷。1978年进入电报大楼的王德源被分配到“送报”岗位工作，送的是电报。几十年跑下来，北京五环范围内的各个胡同、局、所，他都门儿清。45岁的陈宝凤是现今大楼报务岗上最“年轻”的员工，自称“愤青”的她扎着马尾辫，干起活来干脆利索。陈宝凤说，一想到即将退休的老师傅，她感觉自己也成了有使命的人。在电报大楼耳濡目染那些老电报人的为人处世，让她充满使命感，觉得必须将电报传承下去。她说：“如今民用电报虽然萎靡，但由于电报的安全性，有一些行业还在使用，最高兴的是这两年看到一些人重新拾起对电报的兴趣，我觉得，电报不会‘死’。”
　　据了解，在民间无线电爱好者中，电报仍然拥有着一小片天地。在互联网上，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简易的无线电报收发装置，配上一个电键，即可学习摩尔斯电码，体验那永不消逝的电波。
　　网名为“大快活兔”的老电报人在微博写下一串数字：71931032112928693602……这串摩尔斯代码表示的是：吾于1982年入职北京电报局，目睹35年变迁，时代变革天翻地覆，无以言表，故以此纪念。“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此一别，电报大楼将名不副实，但雄浑的东方红的报时声还将伴随我们，那滴滴嗒嗒的发报声，也将是我们记忆的长河中永不消逝的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