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
从单一手段到多元复合
　　在史料馆的文物展柜中，有一枚印章特别显眼，按照长约8厘米、直径约5厘米的滚筒式设置。梁海燕介绍说，这枚印章是用来查验上市猪肉的。当时，红军通过眼观、手摸、鼻闻的形式，判断上市猪肉是否新鲜、是否为病死猪肉等，经查验没有问题后，就在猪肉的后背上滚印，表明该猪肉查验合格，可以上市销售。
　　梁海燕告诉记者，这个滚筒式印章一直沿用到现在，但具体的查验方法却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今，监管部门对上市猪肉进行检疫的方法，除了外观检查外，还有技术检测手段，特别是注水猪肉、病死猪肉和瘦肉精超标等问题，必须经法定检测机构进行技术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后才能认定。这种精准的技术手段，在苏区时期连想都不敢想。
　　另一个文物展柜中摆放了一杆木秤。这杆木秤与现在使用的木秤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记者仔细一看，木秤的秤星标注方法是每16两为一斤，且没有“公斤”的秤星标注。梁海燕介绍说，这就是俗称的“16两秤”。苏区时期，一般以16两为一斤。解放后，国家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改为每10两为一市斤，每2市斤为一公斤，且以“公斤”为法定计量单位。联系到当前的监管职能，梁海燕说：“这就是计量标准的监管职能，只有标准统一了，才能维护好市场交易的秩序，否则对‘短斤少两’之类的监管，就没有可比性了。”
　　不仅如此，史料馆珍藏的一份《红色中华报》也很能说明问题。该报有篇报道，说的是当时有个奸商在茶油里掺桐油卖，红军经过眼观鼻闻确认其掺杂使假后，对其进行了罚款处理。如果是现在，仅凭感觉不能认定其违法行为，应该抽样送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后才能认定。特别是如今的执法办案过程，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不像以前那般简单。
　　“苏区时期，经济落后，市场监管手段比较单一。如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监管手段越来越多。”聊起监管手段的变化，自1981年起就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江西省消保委秘书长辜志明深有感触。他说，从业38年来，自己亲身经历了市场监管手段的日新月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产品质量检测、网络市场监管等手段不断完善，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支援革命到服务经济
　　在史料馆，记者发现了一份标注为第68期的《红色中华报》。该报有篇《操纵米市的奸商被处罚》的报道称，瑞金县米商永兴号非法哄抬米价，克扣米数，有米不卖，被处以罚款两千毫洋的处罚。针对该报道，梁海燕介绍说，苏区时期，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政策，重要生活用品不能进入苏区。一些奸商、富农乘机操纵市价，囤积居奇，偷运出境，给苏区军民生活造成困难，影响革命战争。因此，保障军需物资有序供给，成为当时市场监管的主要任务。
　　刘志捷对记者说，每个时期的市场监管任务都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活物资靠政府定额配送，吃饭凭粮票，穿衣凭布票，点灯凭油票，那时的市场监管任务主要是管理农村集市，打击投机倒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监管任务从管市场、管企业、管个体、管商标、管广告、管合同，打击投机倒把的“六管一打”，逐步转变为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服务经济和消费维权。如今，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监管范围在不断增加，保障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也成为监管的核心任务。
　　从“支援革命战争”到“服务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主体的各类凭证也是一直在发生变化。苏区时期有《营业证》《摊位证》、出入白区经商用的《护照》《通行证》等，后来又有了各类《营业执照》和各类《许可证》等。这些经营凭证，也是市场监管的手段之一，通过颁发这些凭证来使市场有序运转。
　　在史料馆的文物展柜中，记者发现了一张苏区政府颁发的《营业证》。这张《营业证》用毛边纸制作，只有16开纸大小，还是用毛笔手工填写的。这也许就是当今营业执照的雏形了。如今，进入大数据时代。从“证照分离”改革，到“三证合一”，再到“多证合一”，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了100多种“证”合并在一张营业执照里，与苏区时期的《营业证》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瑞金市市场监管局分管注册登记的副局长兰孟介绍说，“多证合一”改革后，只要办理了营业执照，就有了一个社会信用代码编号。有了这个编号，税务、统计、机构管理等部门就能信息共享了，无需另外办理《税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所有信息都包含在一张营业执照里。他说，“多证合一”的核心，就是减少市场主体的办事成本，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由此可见，苏区时期的市场监管，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如今的市场监管，则保障了富民强国的需要。
　　走出中央苏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馆，呈现在记者面前的是满眼翠绿的农田、琳琅满目的商店，以及接二连三的工厂。从历史回到现实，市场监管的变迁在记者的脑海里一一浮现。将来的市场监管，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相信时代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