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基金公司的许女士一边出火车站一边感慨：“你看，就说我的父母，自己敢出门吗？”她对笔者列举了一天的行动：携程订火车票、滴滴平台叫车、进站时先去自助售票机取票（报销凭证）、在车上手机订酒店、订回程机票、出站扫当地健康防疫平台填报个人健康信息、吃饭刷码付款、入住酒店出示预订信息并手机刷卡、叫车去办事大厅、刷身份证自助打印相关证明材料、自助终端办理相关业务、微信约朋友、微信处理公司紧急业务、手机叫美团外卖、晚上在酒店和儿子视频通话……“没有我们跟着，他们绝对寸步难行。”徐女士总结说。
　　“一机在手，天下我走。”在线打车、订票、点餐、支付、娱乐、社交，对年轻人来说，在线生活是自然而然的日常。但方便快捷、丰富多彩之下，“不敢出门的我的爸爸和妈妈”“无码老人的困窘”等，却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站在智能生活之外张皇失措等真实写照。数字社会对老年用户既不友好，也不公平。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人依靠网络购买生活用品，足不出户也能正常生活。但那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的老年人，生活却受到极大影响。业内专家认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不该是这样的。
　　“数字社会，等一等老年人”是很多人解决老年人智能化困境的思路。基于这个思路，很多服务行业一边快速数字化、智能化、取消人工服务和营业网点，一边呼吁老年人积极学习，教老年人上网、引导老人适应智能化服务。这种思路真的对吗？全速前进的数字化进程，会因为有人跟不上就慢下来吗？无法、无能、无条件适应数字化的老年人和其他有障碍群体，会因为“等一等”就跟得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认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需要惠及绝大部分人口，实现数字红利的普惠。但部分老年人所面临的困境，不是一个“等”字可以解决的。应该拿出更加积极、有效的方案，如研发更具包容性的技术产品。
　　业内专家认为，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数字化绝对是非常大的挑战。但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学习能力有限或者经济条件限制，逼老年人学习和使用最新的智能产品和服务，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
　　业内专家认为，缩小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很多解决方案。在产品的开发上，老年人对数字化产品的消费能力差，本身就抑制了商家的热情，老年人对很多互联网、智能化商家来说，远不如年轻人“有价值”。从客观上，这就把很多不善于学习的老年人排除在数字时代之外了。对此，除了需要实施适老化改造，可能还需要政策的倾斜等措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
　　邱泽奇认为，缩小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一是利用技术本身的迭代和更新。以健康码为例，在技术上其实有多种解决方案。比如乘火车时，可以运用数字身份证技术，将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健康码信息，通过售票系统转换为数字凭证打印在乘车凭证上。总之，只要想解决，可用的技术方案就非常多。二是用公共政策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任何一项技术的迭代，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一些情况下，为了惠及后10%的用户，可能要投入研发总支出的50%。技术普惠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要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给予恰当回报。政府部门也可以制定产品标准，提高产品覆盖面。企业通过满足这些标准，实现产品被更多老年人接受和使用。这两者缺一不可。
　　技术的进步必然会甩下老年群体吗？
　　邱泽奇认为，技术进步总是会落下一部分群体，但不全是老年群体。任何旨在提高效率的技术，都会排斥一部分人。在数字社会，真正被落下的不是老年人，而是低数字素养的人。在这部分人群中，无非是老年人比例略高而已。
　　有专家指出，目前老年人遇到的困难并不是技术进步造成的，而是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在将科技投入社会应用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
　　很多企业都以“科技以人为本”为理念，落实到具体产品和服务，就是技术人不能只顾将技术本身推向高精尖，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这些科技成果的人。业内专家指出，无论技术本身多么高精尖，漠视甚至放弃那些难以跟上节奏的群体，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笔者特别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