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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功能责任匹配的平台责任体系
电子商务法治论坛热议《电子商务法》修订关键议题
作者:桑雪骐

■本报记者 桑雪骐
  《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修订。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2026年年会暨第十四届电子商务法治论坛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在新业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限的条文调整,实现规范与发展并重,平衡平台、商家、消费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方利益,构建功能责任匹配的平台责任体系等话题。
重构电商主体制度
  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发布《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本次修法被相关部门定性为小范围修正,而非体系化的全面修订。
  “现行《电子商务法》主要调整两类主体——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网络交易生态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二元主体结构无法覆盖当前多元主体。”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政策法规处处长周燕表示,“草案将平台、平台内商家、平台关联主体、消费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均纳入生态视野。”
  同时,周燕介绍说,草案中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定义是开放性的,而非功能齐全的封闭式定义,草案明确平台按提供服务的类型承担相应责任,平台责任由此从“零和一”转向“零点二、零点五、点八”的精细化配置。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薛军表示,《电子商务法》长期依赖“先认定是否为电商平台、再自动配置责任”的主体规范路径,面对小程序平台、聚合平台、托管平台、流量入口平台等新形态已难以为继。他建议为平台概念减负,建立电商平台、类电商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梯度概念,按实际功能配置责任。并引入行为规范与后果规范:流量分配、数据处理、定价、算法、评价等行为无论由谁实施,都应纳入规则;对功能等同的新形态,则保留兜底评价和责任归属依据。
  “草案的认定重心从提供网络经营场所转向实质交易组织功能,以订单生成为核心标识,这一转向解决了内容电商、直播电商、引流跳转的认定难题。”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晗认为,在平台规范过程中存在3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刻意拆分环节、将订单移至私域以规避平台身份;二是缺少分级义务清单,服务类型与义务对应不清;三是直播场景下,平台、MCN、主播、店铺责任边界模糊。李晗建议,建立功能标识与类型化认定体系、分场景义务清单,并完善多元主体的过错与连带责任规则。
健全平台责任制度
  法律责任被称为法律的“牙齿”。草案丰富了监管工具,新增责令暂停用户注册、暂停相关业务等柔性与刚性结合的监管手段,将部分违法行为定额罚款上限提升至500万元。备受各界关注且存在一定争议的是新增了平台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的比例罚,其适用前提为“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实施处罚。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认为比例罚可以弥补定额罚款对大型平台威慑不足的短板,落实守门人义务,但必须尽快出台下位法细化“3个特别”的裁量标准,厘清《电子商务法》比例罚与《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比例罚之间的适用边界,综合平台主观过错、整改情况、日常合规表现确定处罚幅度,防止出现简单顶格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朱晓娟表示,平台无论多强大,主体属性上仍是私主体,立法应尊重平台自治,同时以责任制度约束其行为。平台将审核、监控等义务委托给城市代理商、区域运营商、第三方服务商,是商业逻辑的必然,但义务委托不等于责任移转。朱晓娟建议,可将责任原则修改为“不因委托而免除”,与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章保持一致;将无条件连带改为有条件连带;增加受托经营者再委托时的责任规则;明确受委托方的行政责任主体定位。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八支队支队长胡之群认为,本次修法在平台界定、权益保护、竞争机制、责任配置、监管工具供给等方面亮点突出,重构平台定义、建立功能匹配型责任体系是最大亮点。但对照执法实践仍有3个方面缺口:一是平台主体责任规则不够清晰,实际运营主体与结算收款主体分离,容易规避责任;二是平台单方处置缺乏程序约束;三是调查取证缺乏刚性保障。胡之群建议细化多元场景下的平台责任与规则,划定平台与商家行为的界限,确立正当程序与算法透明要求,并区分平台合理管理与不合理处罚。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监处副处长贾磊建议,责任主体从两端走向全链条,把直播经营者、主播、内容创作机构、支付平台等纳入责任链条;责任工具从单一走向多层次,综合运用信用、标准、算法治理等手段;部门协同从“几个人”走向常态化,形成线上线下一致、归口清晰的监管分工。
完善纠纷化解机制
  “草案第八十九条,增加域外适用条款,规定境外电子商务扰乱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这是一次重要突破。”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薛虹认为,这一规定为解决跨境电商领域消费者、经营者权益保护问题提供了一般依据。
  “从审判实践看,网络购物、直播带货等纠纷数量大、类型集中。”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二庭庭长张连勇介绍,这些案件涉及平台责任、七日无理由退货、封号、自动续费、未成年人消费等问题。“司法实践能够侧面反映法律规则需要明确之处。”张连勇建议,平台把纠纷化解在前端,完善信用惩戒、算法说明和平台规则的外部监督,同时通过典型案例和司法建议推动规则统一。
  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剑认为,现行《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中的平台“必要措施”多被理解为事后下架、删除链接,在之后的修订中应将对消费者留言、评价的跟踪处理纳入“必要措施”;“相应的责任”则应当明确具体形态,避免执法和司法认定不一;消费者权益保证金制度应强制建立,按交易额比例缴纳并动态调整;平台格式条款中的管辖、仲裁约定应得到规范,防止消费者维权成本被不当抬高。
  “平台治理要善用惩戒、监管、教化3种手段,从管行为、管主体走向管生态,”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认为,应用系统观念看待平台生态,从根本上减少“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表示,平台责任越重则平台权力越大,如何控制权力、如何防止责任转化为权力,是必须回答的难题;消费者与经营者利益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冲突,需要平衡协调;加重平台违法责任与包容扶持平台内中小商家之间同样需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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