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例划清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权责边界
■本报记者 聂国春
120万元基金投资出现约9万元浮亏,投资者听从银行建议办理基金转换,不料亏损进一步扩大至70余万元。事后投资者才发现,自身风险测评结果为C2-稳健型,转换买入的却是R4-较高风险等级基金。
该案例是11月6日北京金融法院在2026丽泽法务论坛上发布的涉“一老一小”金融消费典型案例。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于10月12日联合发布的两起金融投资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同样聚焦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履行问题。
基金转换仅仅是简单的后台操作吗?不存在主观欺骗、误导行为,是否就等同于金融机构履职到位?司法裁判通过系列案件,划清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权责边界。
基金转换
履职缺位被判赔
2017年9月,65岁的商某某在某银行客户经理刘某的推荐下开始购买基金产品。刘某定期为商某某进行风险测评,结果显示为C3-平衡型投资者。2021年1月,商某某投入120万元认购了银行代销的R3-中风险基金产品。不久后,他自行在银行App上重新完成风险测评,结果显示为C2-稳健型。同年8月,经刘某推荐,商某某将持有的已浮亏约9万元的基金转换为另一只基金产品。2024年,商某某赎回该产品时,实际亏损70多万元。经核实,转换后买入的基金风险等级与商某某的风险承受能力明显不匹配,商某某遂将银行诉至法院。
庭审中,银行辩称,基金转换属于投资者自主操作行为,相关投资后果应当由商某某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案涉银行未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判令银行对商某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近60万元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付41万余元。北京金融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基金转换并非简单的售后操作。销售人员主动推介下的基金转换,既包含原有基金的转出,更构成转入基金的全新销售邀约。”本案主审法官黄莹荧表示,只要是销售人员主动推介引导的基金转换,就要按照新销售业务标准,完整落实风险揭示、适当性匹配、投资确认等法定程序,不能以“线上自助操作”作为免责挡箭牌。针对65周岁以上老年群体,机构应当执行更严格的合格投资者核验程序,不得因为交易发生在线上,就降低服务与风险管控标准。
三大支柱
划定“卖者尽责”标尺
记者梳理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门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发现适当性义务同样是案件的核心争议点。
苏某诉某银行委托理财纠纷案中,银行虽不存在明显的欺骗、误导营销行为,但因无法提交经投资者确认的风险测评问卷、风险揭示书等关键材料,无法证实已经完成风险告知和适当性匹配,最终被判赔偿投资者66万余元。在另一起纠纷中,券商营业部未开展投资者风险测评,便向客户推介未经授权代销的私募基金,因违反适当性义务,被判赔偿57万余元。
金融机构怎样才算做到“卖者尽责”?据黄莹荧介绍,适当性义务不是行业道德倡议,而是法定强制义务,依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业内俗称《九民纪要》)等规则,核心包含“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销售”三大支柱。
“了解客户”要求机构动态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的年龄、财务状况、投资经历发生变化,或是开展基金转换这类新交易,都需要重新开展评估。面对65周岁以上老年投资者,法律明确要求履行特别注意义务,要补充核实相关信息、强化风险警示,严禁代客操作,杜绝风险测评流于形式。
“了解产品”即机构必须吃透所售金融产品,全面掌握产品风险等级、投资策略、底层资产以及潜在亏损风险,不能片面渲染收益、刻意回避风险。“适当销售”的核心则是风险匹配,严禁向投资者销售风险等级明显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据了解,在证据规则方面,此类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金融机构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身已完整履行适当性义务,应当提交风险测评记录、风险揭示确认凭证、双录影音资料等证据。若无法提供有效证据,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便投资者过往有投资经验,也不能直接作为金融机构的免责理由。
以苏某起诉银行一案为例,监管部门已查实银行存在代销材料不全、产品介绍模糊等问题。银行因相关证据缺失,其抗辩未得到法院支持。
过失相抵
厘定“买者自负”边界
近年来,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多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今年5月发布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21—2025)》(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该院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共79件,占相关案件总数的52%。常见违规情形包括风险测评结果失真、以“线下推介+线上下单”规避双录要求、诱导投资者勾选风险测评选项等。
从司法判例来看,即便金融机构被认定违反适当性义务,也并不必然承担全部损失,不同案件责任划分比例各有差异。不少投资者疑惑,机构履职存在过错,为何不能全额赔付?
“‘卖者尽责’是‘买者自负’的前提,但倾斜保护不等于无条件兜底。”黄莹荧解释,按照《九民纪要》确立的裁判规则,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原则上应当赔偿损失;但如果金融消费者自身同样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机构的赔偿责任,也就是司法实践中的过失相抵规则。
在商某某一案中,虽然银行存在重大履职瑕疵,但商某某拥有多次中高风险基金的投资经历,并曾经取得投资收益,理应知晓理财本身自带风险。他轻信客户经理的口头推介,未主动核实转换后产品的风险情况;出现亏损后,也未及时赎回止损,放任损失继续扩大。因其没有尽到普通投资者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自身行为和最终亏损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自行承担30%的损失。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杨某某一案,也体现了同一裁判逻辑:投资者具备理财经验,却未尽到仔细阅读合同、充分了解产品信息的义务,盲目投资风险不匹配的产品,自身负有过错。《白皮书》披露的案例还提到,投资者明知产品风险与自身承受能力不匹配,仍坚持认购,最终投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提醒金融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警惕投资风险,优先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守住自身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