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翔
“调整收入分配”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等不约而同提出了将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整为5000元的建议(据3月4日《广州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则提交了关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他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5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据3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报 酬总 额则 从 53.4%降到 了39.74%。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劳动报酬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通常在60%以上,39.74%的数值明显偏低。对于我国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报酬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全国总工会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
另外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迅速拉大。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这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十余年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走低,而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因此,收入分配调整在当前就成为既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又关系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深层次问题,其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势在必然。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本遭遇过和我们现在类似的困境。当时,日本借助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完成了国家的战后恢复重建工作,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与此同时,长期偏低的工资使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大量家电产品出现积压又导致失业率增加。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广大民众收入的普遍增加才能最终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这就是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收入分配的调整可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博弈,但笔者相信,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并寻找到稳妥可靠的途径,实现国民收入公平合理的分配,切实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为扩大国内需求注入强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