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翔
　　“调整收入分配”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等不约而同提出了将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整为5000元的建议（据3月4日《广州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则提交了关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他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5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据3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报 酬总 额则 从 53．4％降到 了39．74％。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劳动报酬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通常在60％以上，39．74％的数值明显偏低。对于我国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报酬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全国总工会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
　　另外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迅速拉大。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这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十余年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走低，而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因此，收入分配调整在当前就成为既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又关系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深层次问题，其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势在必然。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本遭遇过和我们现在类似的困境。当时，日本借助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完成了国家的战后恢复重建工作，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与此同时，长期偏低的工资使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大量家电产品出现积压又导致失业率增加。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广大民众收入的普遍增加才能最终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这就是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收入分配的调整可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博弈，但笔者相信，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并寻找到稳妥可靠的途径，实现国民收入公平合理的分配，切实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为扩大国内需求注入强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