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梦飞
　　温家宝总理日前撰文，提出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据4月1日新华社报道），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我国问题的要害。因为很显然，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影响和谐的问题，细细想来，其实多数都和分配制度不合理有关。
　　从已经建立起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国家的经验看，调节分配收入的手段无非是三种，一是初次分配，主要指工资；二是再次分配，主要指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各种福利保障；最后则是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事业。在这三种分配形式中，初次分配最为关键，可以说是整个分配格局的基础。
　　我国在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初次分配最为严重。统计显示，一般的低基尼系数国家，或者“橄榄型”国家，劳动者工资收入和资本的利润收入，一般是 “劳六资四”，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占60％以上，如欧元区、日本等，差不多都是这样，我国则是“劳四资六”。而以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来算，我国劳动者工资占GDP比重在37％左右，整个欧元区是48％，日本是51％，美国、加拿大都是50％以上，韩国也达到了46％。
　　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关键的因素，还在市场——我国的劳动力长期呈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工资就上不去。我国经济这些年来突飞猛进发展，但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多少增长。从市场的角度看，任何商品，供给多了价格就会下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农民工愿意或者准确地说不得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所产生的后果是一系列的。首先，他们自己的收入上不去，其次，导致城市的工资水平（除了少数国有企业）整体下降，最后是，我国的经济难以靠内需拉动。而且，由于“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我国的自主创新始终困难重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无从谈起。
　　那么，农民工为什么能够接受低工资？原因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工即便是在城市里接受低工资，也仍然胜于“土里刨食”所获得的收入。因此，从逻辑上，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还是要解决 “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其逻辑过程是这样的。城乡差距的缩小，使得农民工不能继续忍受低工资，出现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所谓“刘易斯拐点”，于是倒逼城市的工资上涨及产业升级换代，国内需求也同时扩大，而“橄榄型”社会就孕育于其中了。
　　但解决问题的难点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远比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要困难。低基尼系数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主要靠两条，一是政府补贴，比如美国农民所享受的政府补贴，占其总收入的1／3强；再一个就是以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比如农村的商业、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政府可以将各种政策优惠如免税待遇等给予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同时把城市的资本挡在农村之外，如我国的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等，都是这样做的。这些地方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为零，而他们的“橄榄型社会”，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