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童
　　5月1日起，卫生部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新增“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北京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所长李亚京表示，有计划以卫生部“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新规实施为契机，向政府申请适当增加编制，在北京卫生监督系统内，建立一支“禁烟执法”队伍（据5月2日《新京报》报道）。
　　禁烟立法更要执法，这是无可置疑的正确思路。但新的禁烟细则一出，立马就听闻申请增加编制的计划，实在让人隐隐担忧起来，这到底是重视禁烟大局，还是在窃喜有了“进人良机”？
　　实话实说，增加编制未必是禁烟执法的最佳药方，但却绝对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最懒思路。一事当前，不是想着如何挖掘潜力、统筹兼顾，而是“挟执法以增编制”，习惯性地嚷嚷着力量不够、多给人手，其实，恐怕就算真的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到头来仍然是 “三个和尚没水吃”，于事无补。
　　禁烟立法需要强化执法，但如何循序渐进、怎样多管齐下，成功的路肯定不止简简单单增加编制一条。依笔者之见，禁烟是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所以仅仅靠着卫生部门一家之力，肯定难有满意效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执法之初，积极调动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同配合，共劝共管，就应列入综合治理的首要选项。这种考虑和策略，尽管千头万绪，费神费力，但万事开头难的背后，则往往是各种“老大难”迎刃而解的公开秘诀。退一步说，禁烟执法毕竟不像某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那样情况复杂，与其动辄再开一个增人扩编、耗费公帑的口子，不如暂且试着借用城管等部门的力量，通过联合执法的手段，尽力节省公共财政支出。
　　增加编制推进禁烟执法的思路，之所以不宜随便付诸实施，还因为这样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惰性，一种惯性，甚至是一种管理上的恶性循环——要办事，先给人；给了人，才办事。如此这般的结果，就是对一些即便稍稍用脑也可办好的事，总也叹苦叫难、拖延等待，无端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额外成本和负担。
　　禁烟执法是不是非得搞成 “编制执法”，才能看到显著成绩？对此问题，我们可以暂缓作答，不妨等上一等，瞧瞧各地可有“编制外”的创新尝试与举措。说实在的，以个人的经验和长期的观察，笔者并不看好建立一支 “禁烟执法”队伍产生的“编制奇效”，倒是对能够融入社会管理创新的齐抓共管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