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震宇
一年一度的铁路春运已经进入返程阶段。根据铁道部预测,今年春运共将持续40天,累加发送2.35亿人次。为了帮助旅客及时、便捷地买到车票,铁道部陆续推出了实名制购票、电话购票、网络购票等新的服务方式。但这些旅客呼吁已久的新型售票方式却让部分人很受伤,前不久就有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致信铁道部,称网络购票剥夺了他们这些不会上网或者上网不便的农民工的买票机会。本是方便旅客买票的服务方式,为何在实践中却造成了新的尴尬?
春节前的一天傍晚,在北京丰台区角门东路的一处火车票代理售票点外,记者遇到了正在排队买票的打工妹小沈,小沈来自重庆,在附近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她告诉记者,自己知道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订票,但对她们这些打工妹来说却不现实。“上网倒是会上,但问题是到哪去上?电话订票我倒是试过,根本打不进去,老是忙音,而且你总在那打电话领班要生气的。”小沈告诉记者,网上卖票和电话卖票是提前12天卖,到售票点排队买票则是提前10天。“挺不公平的,这不是欺负我们这些不方便上网或者打电话的人吗?”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看来,像小沈这样的遭遇是由于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没有从实际出发,且缺乏公平性造成的。“任何公共政策的制订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民情,再参考国际上的经验来制定,不能脱离现实;另一个则是要注重公平,因为公共政策是针对最广泛的人群,那就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并适度向弱势群体倾斜。”周孝正认为,铁道部推出实名制购票、网络购票、电话购票是为了方便消费者购票的措施,考虑到网络、电话在我国的普及程度,是可行的。但在城市里还有两亿多背井离乡来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是每年春运人口流动的主力,这是刚性需求,关于春运的公共政策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与特点。
对此问题,《法制日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指出,推出网络购票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与时代接轨,让网络购票逐步取代传统购票;二是与实名制结合后可以减少黄牛倒票;三是减轻了售票压力,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而“没有意识到部分农民工没有网上购票的时间、能力和机会。也就是说,把工地上的农民工都想象成了写字楼里的白领。在制度设计上也没有给农民工创造公平的购票机会”。
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林则表示,铁道部开通网络购票,这是顺应技术进步和民意要求作出的一个举措,舆论早呼吁铁道部开通网上购票,减少公众购票的时间投入和排队带来的种种问题。铁道部门在完善网络购票系统后推出了这一服务,让很多人免除了像往年那样的熬夜排队之苦,值得赞赏。不能说由于农民工不熟悉网络技术,为了公平就拒绝网购这种便捷的方式。
日前,铁道部也表示,十分重视农民工运输工作,并予以重点安排,在运输能力、购票、乘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向农民工倾斜的措施。对农民工反映不熟悉网络使用或因条件限制无法使用网络订票的问题,铁路部门实施了电话订票与互联网售票同步优先的方式,开通电话订票的线路达10.8万线,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解除了买火车票彻夜排队之苦。
针对农民工遭遇的网络购票尴尬,周孝正建议,铁道部可以采取调整窗口售票放票时间,和网络放票同步;改进农民工团体订票程序,“分散征集,集中办理”,进一步降低团体票订票门槛;加开价格低,运送量大的普快增加运力等方式,兼顾公共政策的进步性与公平性,给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样的购票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