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硕
　　厦门市将出重拳治理“中国式过马路”。记者了解到，厦门市将率先采用信息化手段来整治行人闯红灯行为：对于一些情节特别恶劣的市民，民警可以通过移动警务系统，记录其违法行为。违法记录将与信用记录挂钩，今后考驾照、找工作、贷款将有可能受到影响。厦门此举一出，立刻引来热议，更有网友称此举是“史上最严厉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的法规。

多数市民支持

　　厦门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林祥兴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及厦门的新规时明确表示，将会把闯红灯纳入诚信体系。“我们在执法中采取柔性劝导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对那些确实不听劝阻的违法行为人，我们将会对他实施处罚，并且录入到我们的违法系统中，这个系统将永久保存这个信息，同时未来我们会将其纳入个人的诚信系统”。从林祥兴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厦门市对于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的决心和果断。
　　闯红灯将纳入个人诚信记录，对于厦门市的新举措，市民反应强烈，不过大多数市民认为这项新举措能真正遏制“中国式过马路”。日前，有媒体对厦门市的新举措进行调查，发现超过70%的受调查者支持厦门的新举措，认为这样的高压措施才能真正改变长久积累而成的坏习惯。
　　厦门网友“sin沈银”表示，这其实是尊重生命的做法，“我支持，与信用挂钩，就是与每个人的生命挂钩，如果重罚能遏制中国马路上群魔乱舞的行为，那么用信用流失的恐惧换来十字路口百姓的安全，也是值得的”。厦门市民陈智鹏也认为，把闯红灯纳入诚信系统比单纯的罚款要更有效。
　　其实，自“中国式过马路”在网络引起热议以来，全国多地市都已经开展有效举措来治理“行人闯红灯”行为。北京、杭州等地也已经对行人闯红灯实行处罚，不过十元、二十元的罚款能否真正起到警示作用还不得而知。有观点认为，厦门市的新举措是“狠招”，但是也是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的新办法。

或治标不治本

　　在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音中，也有市民发出冷静的思考，认为把闯红灯纳入信用体系在操作中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过马路有老人有孩子，怎么记录”、“闯个红灯就记入信用记录，而且可能会影响贷款等，这样的惩罚太重了”……市民纷纷提出质疑。微博网友“霹雳辕檀”说：“行人闯红灯同个人信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因为闯了一次红灯就会对找工作、办贷款造成不利影响，于情于法也都说不过去！”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认为，罚并非是万能手段，这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仅仅靠罚，罚得再重也无法遏制此类现象。而且，行人闯红灯等行为属轻微违法，不应处罚太重。邱宝昌提出，要遏制行人闯红灯现象，首先要分析其为何会闯红灯。“他急着上班，如果这个红灯不过去，他就要等几分钟，或绕十几分钟的路，交通信号灯应该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邱宝昌说。
　　有专家对规则的具体操作提出质疑：几次闯红灯、几次警告或罚款才会纳入信用体系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样不够明确的新规在施行过程中难免会造成误伤。厦门市民林先生表示，这样的重罚需要更加细化，“闯红灯得分情况，如果有人真有生命攸关的急事要闯红灯，到底是法理重要，还是急事重要，要有标准”。

兼顾公平是关键

　　厦门市首开先河，将行人闯红灯纳入信用体系，可谓是罚到了极致。有专家提出反对：如此“严刑峻法”，从经验借鉴的角度来说意义不大，很难推行到全国，要从全国范围内真正杜绝“中国式过马路”，必须从制度上下手。
　　在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主任张柱庭看来，“中国式过马路”是行人和机动车驾驶人路权冲突的表现，目前在制度上有利于汽车而不是行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宣传教育外，要从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在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基础之上，兼顾公平和效率，加大人行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建设，优化信号灯时间设置，增加通行次数并减少等候时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认为，在改善道路环境的同时，还应该特别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提高农民工的交通安全意识。“很多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交通秩序这方面的教育，来到城市后，不注意红绿灯信号、攀越栏杆、三轮车驶入机动车道等现象发生较多，要着重加强宣传教育”。余凌云建议，对于违反交通法规的个人，可以向其所在单位曝光，让单位加强教育。
　　坏习惯是慢慢积累的，中国道路运输协会驾驶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范立认为，从长期来看，还应该让未成年人从小就知道闯红灯的危险，根本上减少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过马路’，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安全过马路的习惯。同时也可通过‘小手拉大手’来推动交通文明。”范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