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军／图

●背景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再次出台禁止群租新政。《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不得分割出租或按床位出租，阳台和地下室等也被禁止出租。住房关系到每一个人，而对于城市的流动人群来说，任何租房政策的变动都会关乎到自己的归属问题。因此，该消息牵动了很多北漂一族的心。该政策的制定到底是否合理？群租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哪？哪些举措可以真正治理好群租问题？且看各方观点。

■本报记者 王硕

市场供不应求
■北京市某房屋中介公司工作人员 王冬

　　政策制定部门并不了解基层的市场情况，也无法体会租户对群租房的需求。现在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收入只有一两千元，他们专门租床位或者小的隔断房。群租房的市场需求大，因为很多人租不起贵的房子。以西三环为例，一套简单装修的两居室，月租金在4000元左右，如果两个人租用的话，每人每月要付2000元的租金，这对于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人来说，无法承受。如果按床位出租，在两间卧室各放4张床的话，8个人每人承担500元的房租，就可以把整套房的租金凑出来。
　　对群租住户的监管薄弱，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政府想要加强管理无可厚非。但市场上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正规小型房源特别少，即使有，也是极个别早些年的单位分房，月租金也要2000元以上，有很多人是租不起的。
　　群租房屡禁不止，有房屋中介想从中赚取更多利润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市场有需求，而且目前明显是供不应求，禁止群租的政策无法控制群租问题。就算相关部门对此严加管理，中介公司也有应对的手段，如签订合同时不如实填写居住人数，想要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并不容易。

政策难执行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房地产分会会长 陈宝存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合租群租现象非常严重。之前北京出台过限制群租的政策，包括清理地下室、试图把地下室居住的人群挤到地上来，但效果不明显。租赁的房源是有限的，八九百万的城市流动人口怎么挤进有限的租赁房屋中，这是一大难题。多人共同利用有限的空间，将可利用的空间，甚至客厅、厨房打成隔断进行出租，实际上都不是中介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北京有租房需要的群体实在太多。让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收入较低的阶层单独租房，几乎不可能。
　　单从政策的执行角度来看，北京出台的规定也不具有操作性。现代社会连邻居都互相不熟知，管理人员又怎么能进得去住户的门呢？出租房屋的房东需要交税的政策都被各种应对手段搞得有名无实，群租又有什么捷径来认定呢？进门难、认定难、执行难，导致政策执行和操作起来障碍多多，因此禁止群租这个政策有名，但是很难成为现实。希望有关部门在解决租房乱象的问题上不要只盯着中介、房主和租户，而是努力把这个市场管理好。

多建廉租房
■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龚秀全

　　群租确实存在租户居住条件恶劣、影响附近居民生活以及安全存有隐患等问题，但是政府一旦出台严厉的禁止群租政策，可能给租客带来更大的损害。面对群租禁令，租客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去单独租房，而对于收入无法承受的租客来说，这就意味着被赶出北京。对有些底层的群众来说，被赶出北京就是意味着失去了谋生的机会。
　　居者有其屋，住房是最基本的公民权益，政府的住房保障对象不仅是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还应是所有长期居住在本市的居民。地方政府若不想办法为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而仅仅靠出台政策限制群租，这非常不公平。
　　说到加强对群租房的监管，政府部门除了堵住一些特别恶劣的群租行为外，还应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疏和堵相结合。由于市场中的供需关系是群租现象存在的根源，政府对此可相应调节供需，针对群租人群的需求特点，多建一些户型较小的微型廉租房，来满足更多人对低租金正规住房的需求。此外，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解决住房问题时，政府最先应该考虑的是困难群众的需求，满足每个人5平方米的最基本居住面积。

打击违规中介
■北京市天通苑社区群租房租客 武朝阳

　　政府相关部门在治理群租房的同时，还要为租客做好配套服务，不能仅仅把租客从群租房赶出去就以为达到了目的，还要为我们想好后路。
　　治理群租最重要的就是调控租房价格，让租房的价格真正降下来，让我们承受得起正常房屋的价格。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识好歹，非要住在条件不好的群租房中，而是在面对北京的高房价时，低收入的我们无可奈何。当北京五环以外天通苑的合租房都已达到人均租金近千元，作为外来人口的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除此之外，我认为黑中介和二房东也是造成恶劣群租房的幕后推手。目前，房屋租赁市场较为复杂，房屋中介肆意哄抬租金，房主随意涨价，这也是房屋价格节节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正规中介有相关法规限制不同，有些私人中介与二房东一直处于无人管的局面，长期以来缺乏比较有效的治理。治理群租，应从对这类违规人群的监管入手，加大对违规中介的打击力度。

应放开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

　　国民待遇需要一视同仁，政策制定也不例外，任何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都不能搞三六九等。有的居民因收入水平有限而选择群租，有的居民为就近上班而选择租金较高地段的隔断间，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人人都在计算属于自己的生活账，政府部门通过强行推行禁止群租的政策，干涉了居民的选择自由，是不公平的。
　　群租现象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中的供需关系决定了它的存在。既然居民有需求，就应该认识到群租房对满足一部分人群居住需要所起到的作用。对于租房市场，我们应予以放开，让其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让租户能根据自己需求自由选择房源。政府在当中应该扮演好服务和监管的角色，而非用行政指令来控制群租房供给。禁止群租的一纸禁令显然只看到了群租房乱象的表面，而没看到其背后高房价、高房租的市场现状，最终只能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