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孙丽现在连一两百米的路都走不完，包里总是带着这个折叠小马扎，以供随时坐下休息
图二：孙丽、李娟娟、郑强向记者展示他们为治疗丙肝而花费的医药费票据
图三：李娟娟指着的教学楼，正是英语系领导做献血动员的地方
■本报记者 唐夏文/摄
　　“当年参加献血的同学，一半的人都感染了丙肝，这难道是巧合吗？”河南周口师专（现为周口师院）1991级英语系1班的李娟娟回忆起这段遭遇，仍然难掩心中愤恨。
　　该校1991级的23名学生，当年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在周口防疫站血站的献血活动，21年后他们也都被查出感染了丙肝。
　　没有参与其他献血、输血史，各自的家人也没有感染丙肝。这究竟是意外的巧合，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得知被感染，孙丽的第一个念头是赶紧和丈夫离婚，让他好好把孩子带大

　　在1991级的同学中，第一个被查出感染丙肝的是英语系1班的孙丽。1999年年初，在河南许昌某中学工作的她在检查血液时，被告知“患有丙肝”。
　　“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赶紧和老公离婚，因为孩子才两岁，我想让老公把孩子抚养大，不能因为这个病耽误了一家人”。后来得知家人和孩子并没有感染丙肝，孙丽略为宽心，但自己如何染病的疑团一直困扰着她。
　　有一天，孙丽听说单采血浆献血者是感染丙肝的高危人群，她开始怀疑自己染病跟1992年在大学时参加的那次单采血浆献血活动有关。由于过了数年，也苦于没有证据，孙丽的怀疑并没有得到证实，她也没向外人提起她的疑虑。
　　去年12月，孙丽无意中在《国际肝炎》刊物上看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饶慧瑛的一篇研究报告，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因单采血浆造成的丙肝感染率在50%以上，感染丙肝25年后，肝硬化率为10%，肝癌患病率为3%，死亡率为8%”。“如果真是因为21年前的那次献血，那么岂不是有很多同学都被感染了丙肝。”当这个念头在孙丽脑海里冒出来的那一刻，她心里一惊，“得赶紧通知大家。”
　　今年4月开始，孙丽陆续联系上了当年参加献血的同班同学，通知他们去检查丙肝。果不其然，孙丽所在的英语系1班参加献血的其他14名同学中有6人感染了丙肝。同级中文系、化学系、生物系、政史系也有多位献血同学被查出感染丙肝。“目前能联系到的同学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同学都还没联系上。”孙丽忧心地说。

看着躺在身旁的职业卖血者，当时20岁的李娟娟心里一惊，这个男人的血不会输到我体内吧

　　英语系1班的李娟娟那时刚满20岁，青春洋溢。她清楚地记得，献血前，英语系的于书记亲自来班里动员大家，要求班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带头参加献血。血站的工作人员为同学们验血型、查乙肝，并对符合当时献血健康标准的同学发放了优质血源卡。“一张小小的白色卡片，上面只有名字和血型，没有照片。”李娟娟用手向记者比划着献血卡的大小。
　　李娟娟依稀记得，当时的周口防疫站血站在工农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从学校步行到那里也就10分钟。而采血房间是间朝南的屋子，双扇门，挺大，里面头北脚南摆放了许多床。“护士先抽出400毫升血，然后拿去进行血浆分离，再将去除血浆后的血拿回来，像打点滴一样输回我们的体内。”李娟娟说，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躺在她左侧抽血的一个中年男人，40岁左右，职业卖血者，总想跟她搭讪。那男人说：“你们大学生的血是真血，听医生话不吃早饭。我们都是早起先喝两大碗盐水，再来抽血。我一个星期到这儿卖一回血。”
　　“护士把我的血袋拿回来的时候，我清楚记得，上面没有写我的名字，也没有其他记号，我当时很担心，怕回输的血不是我的血，可别把这个男人的血输到我身体里啊。”很不幸的是，李娟娟今年4月也被查出丙肝病毒抗体阳性。
　　
干扰素引发的抑郁症让名校博士“因祸得福”

　　李娟娟很羡慕孙丽，“15年前就查出来了，早发现、早治疗，病情控制得也好”。
　　孙丽却觉得，那些在她通知后才检出丙肝的同学比她幸福，因为“丙肝无法治愈，只能维持，监测病毒量。打针吃药、被亲友远离的日子不好过，他们好歹过了20年的安稳日子”。
　　孙丽告诉记者，由于使用的干扰素药物有副作用，把自己的身体都毁了。她现在出门，总要带个折叠小马扎，走一两百米，就得坐下休息一阵子。“当年在周口师专，我可是乒乓球比赛女子组亚军。”想到这儿，孙丽禁不住有些失落。
　　同级中文系的郑强没想到自己还托了干扰素副作用的“福”。从周口师专毕业后，郑强考上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后，郑强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查出了丙肝，开始他自己使用干扰素偷偷治疗，但一年就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迫于无奈只得告知学校。“学校本来不想帮我治病，可后来看到我病历上有抑郁症，这是干扰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学校担心出事，在治病方面给我提供了最大的帮助。”郑强回忆说。
　　郑强还告诉记者，干扰素不仅对他精神方面造成的影响很大，引发了抑郁症，还引发了他脾功能亢进，白细胞大幅下降。郑强为此做了脾动脉结扎手术，腹部留下了20厘米的刀口。“前几天我问一位熟识的医生，我是不是将来得肝癌的几率比较大。医生说，别想那么远，还不一定能等到得肝癌的时候呢。很多丙肝患者都是在肝硬化、肝腹水阶段就死了。”郑强说起这事儿自己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记录看病日程、抄写名言警句，吴雄是最用心的患者。但因为没钱继续治疗，他的病复发了
　　化学系1班的吴雄是当年的入党积极分子，听说献血可以救人，二话没说就去了血站。2010年底，他查出患有丙肝，每周要注射一针价值1227元的干扰素。可他只坚持治疗了一年，就用光了东拼西凑来的10万元钱，不得不中断药物治疗。今年7月，吴雄的病情复发了，而其他坚持用药1年半以上的同学，病情控制得都还好。“别说还债了，就是现在再治疗的钱，我也拿不出来。”吴雄低头叹气，因为干扰素的副作用，他头顶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
　　记者看到，吴雄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每天的治疗情况和身体反应。为了应对药物副作用所带来的心理抑郁，吴雄还在本子上抄写了两百多条类似“有两种力量非常伟大，一是倾听、二是微笑”、“把快乐带回家里，悲伤怒气到家门口为止”这样的名言警句，以舒缓自己的心情。
　　
一名学生献血，血站至少获利75元。当时在血站工作的王医生，已经察觉单浆采血会引起丙肝感染

　　1993年12月3日，《河南卫生报》报道了同学们献血的周口防疫站血站：“1991年12月，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办起了血站，1992年12月与省生物制品所联合创办了‘白蛋白生产线’，积累资金达70万元，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几经辗转，本报记者联系上当年在周口防疫站血站工作的王医生。据她介绍说，1991年年底，周口防疫站建立了血站，开始单采血浆，每人抽400毫升全血，能分离出200毫升血浆，送往上海生物制品所做血液制品。
　　“根据我的流行病知识和临床经验，这个血站内血液污染非常严重，抽血、离心、分浆都存在着严重的血液交叉污染情况，如在采血和分浆过程中共用剪刀或共用盐水。调查显示，621名献血人员丙肝感染率为84.22%，而354名非献血者丙肝感染率仅为0.85%。”王医生说。
　　1992年7月，王医生前往卫生部汇报了丙型肝炎病毒在献血人员中的流行情况，卫生部要求对所有献血人员进行丙肝检测。但因为种种原因，相关制度在部分地区未得到严格落实，因单浆采血引起的丙肝感染仍在蔓延。“每招来一名卖血者，除去支付给卖血者的费用，血站可获得75元盈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因为利润丰厚，周口地区的单采血浆生意发展非常快，到1993底已经有了17个单采血浆站，都是以赚钱为目的。1994年，王医生调往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工作，据她调查了解，在这17个血站中，每天都有人被丙肝病毒感染，而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当时仅河南省就有近400个单采血浆血站。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回应：
丙肝救助尚无政策

　　目前被发现感染的这23名丙肝患者，绝大多数工作在教育一线，巨额的治疗费用、巨大的心理压力、强烈的药物反应、无常的病情反复以及未知的治疗结果都让他们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当年我们是响应学校号召，以为是献爱心献血，谁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采走的血浆被血站卖给药品企业谋利，我们因献血感染丙肝，医药费还要我们自己掏，这合理吗？”吴雄期盼有关部门能对他们这样的感染者给予补偿。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楼10楼肝病科诊室内，郑强的主治医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丙肝的传播途径和乙肝、艾滋病类似。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周口师专学生的感染是由于当年献血引起的，但是从他们此后没有输血献血史、群体集中暴发、家人都没有感染、以及以往单采血浆感染丙肝的案例等情况看，他们因当年献血而感染丙肝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由于周口防疫站血站已经解散，当年血站的管理单位周口市防疫站更名为周口市疾控中心，献血的记录是否还有保存？现在是否有对丙肝感染者的统计数据？周口市疾控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刘敏加回复记者说：“这些事你要去周口市卫生局采访。”
　　8月5日，周口市卫生局新闻办主任王学平向本报记者表示，前一段牵头负责调查此事的局领导已调走，工作交接还没有完成。一旦有处理结果，会通知记者。
　　原周口师专现在已经更名为周口师院，负责处理同学求助的负责人是周口师院党办主任王剑，他也是有多位同学感染丙肝的1991级中文系1班的班主任。王剑在接听本报记者电话时表示：“同学们反映的情况现在还没有新的进展。”
　　对于感染者最期待的救助问题，河南省卫生厅医政处的董处长表示，丙肝的传染途径与艾滋病的途径是一样的，在艾滋病方面国家有救助政策，对丙肝患者还没有。曾经出现过因献血、输血感染丙肝的案例，但对患者的救助问题，不是卫生部门一个部门能解决的，涉及到国家的政策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