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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乔占祥，以行政诉讼的方式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的第一人，现供职于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
　　2001年2月，时任河北省石家庄市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的乔占祥就春运涨价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同年3月19日，铁道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票价上浮决定。同年4月，乔占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铁道部告上法庭。2002年1月，第一次价格听证会在京举行。2007年1月25日，铁道部宣布，当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票价一律不上浮，以后春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

■本报记者 李建

　　“民意需要有表达的出口，而在那件事上，我恰好做了这个出口。”10月15日，乔占祥如此评价自己在2001年间与铁道部那场纠葛中的角色。彼时，他所乘坐的G6073次高铁列车还有15分钟抵达石家庄。
　　从2003年1月开始，乔占祥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因为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京石（石家庄）之间，这个我国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质疑铁路春运涨价的公民，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再次开始与中国铁路的密切接触。
　　整整10年，萍水相逢的旅客也许早就淡忘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因状告铁道部而揭开中国价格听证制度序幕的中年人。但在中国铁路客运价格听证史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史上，乔占祥注定是一个永远无法轻易抹掉的名字。

一个人的诉讼

　　2001年7月3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律师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开庭审理。就在头一天，当时的国家计委颁布实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行为进行具体规范。这场与听证有关的官司，因为这几个要素的存在显得格外敏感而牵动人心。
　　一个普通律师状告堂堂铁道部，而引发诉讼的竟是区区9元钱。事实上，与这场诉讼有关的争议，从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已经开始了。
　　2001年1月，一个北方冬天少有的雪大、雾大的月份，作为有车一族的乔占祥放弃开车的念头，乘火车到外地办案。列车隆隆行进中，耳边尽是乘客们对春运火车票涨价的纷纷议论。因为就在上一个月，也就是2000年12月，铁道部发出通知，确定2001年春节前10天及春节后23天部分火车票价上浮20％至30％。乔占祥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铁老大”票价说涨就涨，于法有何依据？
　　乔占祥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源于他当时对陆路交通问题的持续关注。1998年，时任石家庄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的乔占祥应邀在河北广播电台交通音乐频率主持法律现场咨询节目，因为听众主要是司机，所以他对出租、汽运、交通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着重了解，“几乎做遍了所有有关的课题”，而且对陆路交通方面法律问题变得非常关注与敏感。
　　接下来的研究让乔占祥认定，铁道部于2001年1月4日公布春运火车票上浮方案的行政行为涉嫌违法：依据《价格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火车票价属于政府定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铁道部未经国务院批准而擅自涨价是违法的；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火车票票价上浮应举行价格听证会，铁道部在决定上浮方案时没有此程序，因此涨价行为违法；铁道部此次涨价的依据是国家计委关于铁路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而该批复未经国务院批准，也是不合法的。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个时候票价上浮，意味着数以亿计的旅客因为想要团圆而被铁老大狠宰一刀。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个人却无权代表公众就涉及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提起民事诉讼。
　　涉及众多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因此路见不平的多，拔刀相助的少。于是，乔占祥刻意保存了两张火车票，以证实自己权益受损的事实。一张是2001年1月17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票价比涨价前多出了5元钱；一张是2001年1月22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票价比涨价前多出了4元钱。
　　2001年1月18日，乔占祥依据上述理由和事实，给铁道部传真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对涨价通知提出异议。同年1月22日，铁道部发出《受理通知书》。
　　2001年3月21日，乔占祥收到《铁道部200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正式文本，维持其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的决定。
　　同年4月，乔占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7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同年11月5日，北京市一中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1天后，一审败诉的乔占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2年2月28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做出终审裁定，维持北京市一中院判决。
　　这场还没开始就败局已定的官司打了整整一年。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两件焦点事件让这场官司中的核心人物乔占祥百感莫名：2001年12月24日，国家计委公开邀请消费者参加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强烈表示参会意愿的乔占祥落选；2002年1月，第一次价格听证会在京举行。
　　豁达的乔占祥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因为之后中国听证制度的进展以及接踵而来的事实让他备感欣慰。2007年1月25日，铁道部宣布，当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票价一律不上浮，以后春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持续了6年之久的铁路春运票价上涨之势终于被刹住。
　　“这其实是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回首往事，乔占祥说，“作为第一个呐喊者，我所做的一切其实微不足道，但历史的进步，往往就在这些无数点滴力量的默默推动中。”

被打开的民意出口

　　“输，意料之中；热，想象之外。”谈及这句当年脱口而出的感受，乔占祥的思考又多了几分理性，争论背后民意出口的打开，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
　　针对垄断行业的价格听证制度，1998年颁布的《价格法》中就已经明确，但面对强大的行政行为，消费者虽然满腹牢骚，往往只能“逆来顺受”。
　　时至今天，再争论引发媒体青睐的到底是民告官，还是质疑铁道部涨价与国家计委批复合法性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一个显见的事实却是，事情被河北当地媒体披露后，乔占祥一时间迅速成了各类媒体追逐的焦点。根本没有想到舆论力量会如此强大的乔占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民众的关心与支持。
　　2001年7月3日开庭当天上午，早晨8点多，正是北京正忙碌的时候。北京市一中院接待室挤满前来办理旁听证的人，有铁道部的内部员工、乔占祥的陪同律师，也有全国10余家媒体记者以及关心此案的市民，近40个座位的旁听席座无虚席。
　　与一字排开的5名诉讼对手相比，独坐原告席的乔占祥律师显得势单力薄，但他清楚，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人寄来了国家计委批复复印件，有人寄来了铁路系统体制、收入，这些外人很难拿到的内部资料让他如虎添翼。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通过写信、打电话、发邮件，甚至登门拜访，来声援这位“胆大妄为者”。
　　乔占祥输了，但人们却更愿意相信，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一切不是巧合。春运车票涨价从此开始走入听证的合法程序，铁老大由此开始在法制的轨道上与消费者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更多消费者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
　　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如此评价说：乔占祥案廓清了一些人把《铁路票价上浮通知》行为作为抽象行政行为而排除司法审查的不正确认识。此后，更多的人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对春运涨价提出质疑。
　　这场历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全套程序的公益诉讼，向消费者展示了维护权益的新途径：因为这场官司，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知道了《行政复议法》，知道可以用这部法律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场世纪之初的公益诉讼，也昭告着让司法变革社会的力量正在凝聚。继乔占祥之后，更多的人勇敢地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公益诉讼中。

法治理念传播就是胜利

　　国务院副总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当年评述此案说：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虽然与听证会举行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加快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建立的速度，同时也是我国公民民主和法律意识进一步深入的生动体现。
　　在乔占祥看来，这一切都有赖于民主与法治的进步。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部门对民间呼声的回应程度、及时性以及质量都在提高，不再是过去的置之不理或不敢表态。民间与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已经由过去的一种观念和一个口号变得现实起来。
　　据称，面对这份中国公民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就春运火车票涨价提出的正式质疑，铁道部内部争议颇大，大多数人意见是不予受理，而另一种声音则是，即使涨价行为算作抽象行政行为，新修改的《行政复议法》已规定对红头文件可以申请复议。
　　这不只是后一种声音的胜利，而是法治思维的胜利。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最终获得立案的事实，也是如此。
　　乔占祥分析说，案件能开庭，本身就具有非常大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法院受理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假如判铁道部败诉，那么将承担着法律与政治风险，而维持复议决定，社会效果又将大打折扣。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法院选择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也是一种博弈。
　　10年间，乔占祥不止一次在飞驰的列车上沉思：尽管今天依然有人还在争论他到底是虽败犹荣还是寡淡收场，但他坚信，那场官司其实没有输家。法治精神的普及和法治理念的传播是最大的胜利。

【同题问答】

　　问：是否用过《消法》？
　　答：天天在用。
　　问：《消法》是否好用？
　　答：《消法》能用，但需要进一步完善。
　　问：《消法》对你的最大影响？
　　答：原来以为花钱是浪费，实际是消费，还受法律保护，多了个消费者身份。
　　问：请用一句话定义《消法》。
　　答：《消法》是老百姓过日子的保护神，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动力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