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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提出，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杨燕绥认为，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覆盖各类职工，并非仅指企业职工，这就是并轨和提高统筹层级的表述。《决定》中并没有提到“并轨”，而是用了“整合”，整合的概念比并轨大，是要消除身份和部门的界限，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彭浩然博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决定》精神，今后不同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逐渐从分割走向整合，不同群体的待遇差距将逐步缩小，以更好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正义。”
明确二元结构
　　杨燕绥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其中涉及很多的问题，比如个人缴费年限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前的缴费和退休后养老金的发放要有合理的比例等。
　　杨燕绥指出，《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二元结构。社会统筹是明确政府责任——全覆盖、保基本、克服贫困；个人账户则明确了国家税收和公共服务政策支持下的个人责任。“社会统筹保基本，个人账户促改善，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全部依靠政府或是全部依靠个人都是不现实的。以前的教训是把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混合在一起，把‘相结合’变成了‘相混合’。因此，《决定》中强调，在‘相结合’的基础上，完善个人账户制度。”
　　针对《决定》中提出的“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杨燕绥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养老金问题要做长期规划，按照老残供养的长期风险的特征进行财务的预算和测算，要科学考虑人口的平均寿命、年龄结构、老年赡养比，关注人们缴费贡献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领取待遇之间的平衡。
发展养老服务业
《决定》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君分析指出，近年来，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着缺乏统筹规划、总量不足、设施简陋、功能单一、发展不平衡、投入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优惠政策落实难、市场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伴随着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将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
　　刘广君告诉本报记者，我国养老服务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体制机制建设远未完善，有较大发展空间。预计2020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带来了更加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决定》中提出，放开育幼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彭浩然认为，允许外资进入养老服务产业，将会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提高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养老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