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不少公立大医院推出了特需服务医疗。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建

　　“必须通过改革，控制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服务。”就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释放欲对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动“大手术”的消息不久，5月29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开表态说，医疗社会化服务比较充足的地方，公立医院可以完全不提供特需医疗服务。
　　本应面向公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为什么会有为少数人提供的特需服务？活在是“满足差异化社会需求”，还是“挤占公共资源”的舆论夹缝中的特需服务，未来将何去何从？

大势所趋

　　“这一次，也许真的是风雨欲来。”5月16日，正准备对产科VIP病房进行新一轮改造的石家庄某医院院长白凤（化名）眼里满是纠结：不改造就不能满足需求、不能更好地竞争。但这样的大气候，改造报告能否获批都是个未知数。
　　白凤宽大的办公桌上，一张4月18日的《光明日报》被茶水洇湿了一片。素喜洁净的白凤说，之所以没扔掉这张报纸，是因为上面一篇题为《北京将削减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报道让她颇费思量。“这是改革的大势，我只是弄不准哪一天它会到我们这儿来？”
　　报道中透露的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的表态：按照新一轮医改精神，北京今年将进一步削减公立医院特需医疗规模，压缩各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并把这些工作的推进情况纳入考核。“时间越来越紧迫，政府意志越来越坚决。”白凤说，也许有些专家的分析是对的，留给特需服务的时间，可能最多不过3至5年。
　　公开资料显示，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特需医疗门诊，前身多为外宾或高干门诊。这种预设的身份识别，后来则被淡化：只要花数十倍于普通挂号价格的费用，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价钱，就可以免去彻夜排队的辛苦，就可以得到顶级专家的诊治，就可以有专门的随诊助理，就可以享受宽敞舒适又私密的诊室、治疗室服务。
　　跟普通服务相比，形式多样的特需服务共同点是价格高，诊疗环境好，问诊时间更长、更细致等。
　　“公办的医院，凭什么普通患者排大队也看不上专家号，而专家们凑齐了去为有钱人提供特需服务？”说起陪患心脑血管病的母亲就医的经历，网友“晨晨的陈”说，虽然早已见惯不怪，但想起来总是“意难平”。
　　看不惯特需服务的当然不只“晨晨的陈”一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人文研究院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4%的人对“特需医疗服务”都喊出了“我反对”的声音。
　　事实上，“我反对”的背后绕不开“公平”这个话题。正如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等专家官员所言：作为政府资产的公立医院，就该让所有人都享有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
　　而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的观点则更坦率：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医院创收的机制给拿掉，建立公益性的运行机制。医院不能整天像做买卖一样琢磨着怎么赚钱。

花钱买舒适

　　“人真是超级多，上午7点起床就去了，下午又去拿结果，等医院下班才回来。孕妇拼的也是体力啊。”
　　5月26日，宝宝树社区医院圈石家庄四院的论坛里，甜心0816的吐槽引得众多准妈妈们七嘴八舌。
　　菡妈啊支招：“二层的特需门诊人少，还是大排沙发。挂号费100元，有专家亲自量腹围和宫高，人少，不用排队。”
　　虎宝宝米豆娘跟帖：“这么贵，太夸张了！”
　　妮妮妈咪529则追问：“做B超也不用排队吗？抽血什么的呢？要是都不用排队我就去那儿，排队排烦了。”
　　说归说，做归做。事实上，在公立医院选择多花钱接受特需服务的普通工薪阶层也不在少数。上述北京大学2010年进行的调查也显示，大约有48.6%的人赞同特需医疗。
　　以北京宣武医院等大医院为例，这些医院特需门诊挂号费大都在200元至300元之间，且医保不报销，而相同的专家在普通专家门诊挂号费通常是14元，且可以报销。即便如此，部分大医院的特需门诊依然“一号难求”。
　　5月20日，石家庄年轻妈妈陈薇告诉记者，待产、生产期间，自己在石家庄四院选择包含了单间、专家、导乐等项目的特需服务，6天花费1万3千元。“我承认比那些选择住两人间、每月都排长队产检的准妈妈们轻松些，但你能说每月工资3000多元的我，就不是普通老百姓？”“每次产检，人都多到吓人，最怕的是身体突然不适，幸亏还有特需可以挂。”北京市民辛暖暖告诉记者，怀孕期间，自己挂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的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中消协理事、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卢嘉瑞认为，人们对特需医疗服务的心态其实是复杂的：一方面，服务相对较少人群的特需服务确实让囊中羞涩的低收入群体加大了心理落差，而另一方面，人们期待得到品质相对较高的公共医疗服务。这种期待有时候就让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价值层面的判断：公立医院开展大量特需服务，其实是对公共资源的挤占。而这，让活在舆论夹缝中的特需医疗服务倍感尴尬。

财政拨款不足的现实

　　“人们对于高端医疗服务有需求，并且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资源优势，为什么要将这些优势服务让给民营医疗机构去做？”不久前，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陈勇在面对媒体时这样问道。
　　让陈勇“想不通”的是：如果把特需门诊剥离给社会资源办，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不许用，社会资源的优质资源又从哪儿来？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会不会因此受影响？
　　和陈勇一样，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范瑞新也对社会医疗资源的服务能力表示怀疑：假如国家投入给医院的经费只够医院一年接诊5000个病人，做3000个手术，那医院就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完成任务，剩下的患者交给社会医疗资源。但问题是，社会医疗资源有没有能力接纳？
　　的确，和老百姓一样，医疗界内部对特需服务将从公立医院逐步淡出甚至全身而退的未来，心态也因此复杂而纠结。
　　目前公立医院实行的是差额拨款，财政拨款只占医院每年运营费用的不足10%，其他部分都要靠医院自身通过诊疗、检查、药费等实现“收支平衡”。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透露的这个数字，也许就不难理解部分公立医院对取消特需服务的“抵触”。
　　记者采访了解到，公立医院申请推出特需服务通常有两大“理由”：首先，政府投入不到位，尤其是取消“以药养医”后，公立医院仍需要保证收入维持运转；第二，医疗服务价格不尽合理，比如北京，医疗服务价格十多年都没有调整过，不得不通过特需服务收入弥补基本医疗收入不足。
　　记者采访到的河北省内部分地市的几位公立医院院长，大都提醒记者注意这样两个事实：目前公立医院设立的特需服务，都有卫生和物价部门的批文，也大都符合原卫生部医改方案中特需服务比例不超过10%的文件要求；最早提出取消特需服务的上海市，过去3年间一直进展缓慢。
　　几位院长说，实行公立医院满足基本医疗、社会办医满足高端需求的愿望是好的，但“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配套改革跟进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坦言，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服务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而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认为，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体系，涉及政府的投入、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需要整体改、齐步走，才能真正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记者了解到，已经提上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议事日程并逐步付诸实践的，将是改革补偿机制，政府加大投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让医院不依赖药品、检查检验、特需服务，弥补基本医疗服务；将建立新的人才薪酬机制，让医生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就能取得可观的收入。
　　“北京思路”传达的信号是积极的，但它同时也告诉人们：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的“时间表”，很大程度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推进的速度。
　　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认为，公立医院逐步削减特需服务，同时要鼓励发展社会办医，这样才能逐渐形成公立医院满足基本医疗、社会办医满足高端医疗需求的局面。
　　而在包括白凤在内的很多一线医务人员看来，由于缺乏配套政策支持，原本应该承接特需服务的民营医院发展缓慢。目前医师多点执业尚未完全放开，人事制度有待改革，如果不在“砍掉”特需之前打破这些壁垒，社会医疗资源、民营医院“接棒”就会阻力重重，而患者依然会“淤结”在公立医院，花钱并抱怨着。
　　5月26日，北京市西二环月坛桥。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河北省承德市民林默农有点“犯晕”：北京儿童医院，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挤在同一院落里的一高一低两座楼，到底该进哪个门儿？
　　答案其实很简单：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是民营医院，但很多儿童医院的专家也在这出诊。专家在民营医院出诊，挂号价及诊疗价比隔壁翻了几番，而且还得提前预约。而类似这样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建立的诊疗平台，据称儿童医院计划还将在北京东、南、北地区再建3个。
　　或许，这种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提高公立医院资源使用效率的尝试，比起砍掉特需服务，更让“陈勇”们乐见其成。

●链接

“特需”改革政策路线图

　　2009年 我国新医改方案明确要求：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的病床数不能超过医院总病床数的5%-10%。2011年5月 《上海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11-2015》提出，严格控制公立医疗机构开设特需医疗服务，特需床位将尝试剥离。2013年2月5日 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朔透露，北京公立医院将在3~5年内取消特需服务和国际医疗部。彼时，北京友谊医院、妇产医院、朝阳医院均已取消特需病房。2014年1月24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2013年度总结大会召开，李斌主任在会上表示，2014年卫计委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新突破。2014年5月13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公立医院公益性不强的问题被重点锁定。
（李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