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品质量或者设计出现原本可以忽略的小瑕疵时，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企业是否对消费者、对社会负责的时刻。
　　“公司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到了苛刻的程度，但强生的标准就是这样。”

向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

　　上海闵行工厂工程部助理维修经理金星，1995年从国有企业跳槽到了强生。刚进公司时主要负责维护生产妇女卫生巾的设备，公司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要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引进了一台新机器，由于机器的裁切刀设置在设计产品的中间值，导致成品在按原始设计尺寸切割后，产生了几毫米的误差。其实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但为了使产品质量达到最高标准，这些原料必须按规定销毁，即使这样做会增加成本。”金星回忆说，“公司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到了苛刻的程度，但强生的标准就是这样。”
　　在强生，“关爱消费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重于一切”的价值观早已在员工心里根深蒂固。为了防止产品对顾客造成任何可能的意外伤害，强生还努力做好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市场上的洗涤液、痱子粉大都采用大包装袋，仅有少数厂商针对消费者小份额的需求逐步推广小包装产品。强生的设计人员注意到，很多父母在给孩子洗完澡后会近距离撕开产品包装袋，如果不小心的话，痱子粉很容易飘进孩子眼睛里。为此，强生专门研究了这样的产品应该怎么包装，以及其打开喷洒的状态，力求规避这一问题。
　　强生消费品中国项目负责人胡美花解释说：“虽然这些研究既耗时耗力，又增加了不少成本，但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一家好企业应该担负的责任。”
　　“我们通过对客户和质量的承诺，来赢得他们的信任，这种日积月累的信任才是最牢固的。”

坚守高标准的商业道德

　　从强生刚进入中国市场时起，公司业务部门常常遇到个别经销商为了避税，要求强生不开发票，但强生都会坚决拒绝。在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下，公司宁可更换供应商，即使这家供应商对强生的业务非常重要。
　　在强生，决不允许用投机取巧来换取利益，时刻都必须坚守最高的商业道德标准。客户发展部大区客户主任彭宇超深有体会：“有些经销商只关注产品利润，他们会拿其他企业在营销方面的投入来跟我们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强调我们产品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安全性；也会告诉他们，我们对客户和质量的承诺，逐步赢得他们的信任，这种日积月累的信任才是最牢固的。”
　　而在与医疗机构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胡美花介绍说，医药销售代表有时与医生做完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后正赶上吃饭时间，强生同意员工与医生一起吃工作餐，但必须严格遵循不昂贵、不奢华的原则，绝对不能以客户购买和推荐公司的产品为前提条件，不能以招待为目的。”
　　很多新员工会对此疑惑，为什么强生的要求这么多，不单要求结果达标，还要保证过程合规。但是随着合规部门不断地深入培训，讲解违规的法律和道德风险，绝大多数员工都能逐步接受。
　　强生要求员工通过自己的专业素养与客户交流，来赢得对方长久的理解和尊重。做好人，做好的产品，做合规的事，从自身做起，逐步影响社区和整个社会——这逐步成为强生在中国成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厚基础。
　　“强生的信条就像短篇小说或者一篇文章一样，对消费者和客户、员工、社区和环保、股东负责四项内容，彼此相辅相成。”

培养对社会的使命感

　　2006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的严亮，以管理培训生的身份加入强生，在第二年幸运地被选入强生“全球制造运营领导力发展计划”——这一计划着重于为强生培养未来在生产、制造、管理领域的领导者。
　　回忆培训期间的日子，严亮记忆深刻的是“课程设计中有很多公益活动，我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有的去志愿者中心帮助老人或残疾人打包衣服、整理东西，有的去孤儿院照顾小孩，还有的小组去流浪狗中心照顾走失的宠物。通过深入社会，帮助他人，让我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
　　徐文成1986年从台湾中原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便一直在强生工作。他回忆，初识强生是在读MBA时，学习到20世纪70年代经典的危机处理案例，即泰诺在美国遭投毒后，强生选择主动召回产品的做法，那时觉得强生是一家“有良心”的公司。
　　今天，徐文成已是非处方药业务的总经理，在招聘员工时他喜欢问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你与家里人的关系如何？你最好的朋友形容你的三个词是什么？
　　徐文成解释说，切实的例子最能表达人的价值观，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在思想上跟强生是否一致，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到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共事。如果是一群快乐、有责任感和有明确价值观的人们在一起工作，他们不仅能在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合力，还能将其辐射到四周——有益于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在的社区、一直到整个社会。
　　（本文摘编自《与信条对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