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珍祥
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消费者对媒体刊登的广告信任度非常高，一些厂家便借机用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由于当时的相关广告管理法规还不完善，《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刚颁布不久，国内市场上广告乱象频仍，“特效生发灵”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春节前后，北京三露厂生产的特效生发灵在媒体上做了许多广告。广告中，有秃顶人士使用该药前后的鲜明对比图片，有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的临床医疗鉴定，号称有效率达到98.3％。但本报记者调查后发现，该广告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本报以《广告管理暂行条例》为依据，揭露了“特效生发灵”虚假广告的真相。
回顾
　　1986年春节前后，北京三露厂生产的特效生发灵在媒体上做了许多广告。在那些日子里，围在电视前的人们饱览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青年，秃顶，愁容满面。画面一转，他手持“生发灵”竖着大拇指，容光焕发，秃顶长出秀发。随后，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的“植物型特效生发灵临床疗效鉴定”伴着画外音切入屏幕。它告诉人们，“生发灵”经分会鉴定，有效率达98.3%。在“生发灵”的包装上，还用白漆印着这样的使用说明：“七天头皮发痒，十日即见头发长出，对脂溢性脱发及各种脱发均有疗效”。并有“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监制”字样。神奇的广告宣传带来了理想的“经济效益”，据厂家介绍，每瓶容量为100毫升，售价27元的“生发灵”，上市5个月售出20余万瓶。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当时的国家《新药审查办法》规定，作为一种实质上的新药，临床一般不得少于300例，并设有对照组，但“生发灵”仅有60例临床，且未设对照组，所称的“鉴定”充满蹊跷。调查发现，当年7月，经厂家以及其上级多次请求，分会与厂家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书”，按照协议，分会对厂家提供的产品负责审定配方、监督质量、临床观察等，文中明确规定，产品的宣传内容应以分会提供的技术数据为准。8月份，分会组织4家医院开始对64名患者临床观察。但12月份，在参与临床试验的两家医院的数字还没统计出来时，“生发灵”已经开始上市。厂长亲自修改“鉴定”，分会的一名年轻工作人员没有请示领导就盖了章，分会和有关医院被蒙在了鼓里。
　　本报收到大量消费者来信，诉说“生发灵”无效，调查中，北京、山西、河南等地消费者反映“生发灵”无效。本报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原来，广告中的广告模特是北京三露厂的一位员工，他本来就有头发，在厂领导的策划下，先给他照了张有头发的照片，又剃了头发，再照了张没头发的照片。而在广告中，他剃发后的照片成了使用生发灵前的样子，有头发时拍的那张照片却被作为使用生发灵后的效果照。
影响
　　1986年9月1日，本报刊发了《特效生发灵问世的前前后后》的报道，又连续刊发了3期追踪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特效生发灵问世的前前后后》是本报创刊以来刊发的第一篇大篇幅的调查性通讯报道，对广告片的拍摄内幕、医疗鉴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问题，以及消费者的投诉，都做了详细的报道，全方位地揭开了特效生发灵虚假广告的面纱。
　　本报对特效生发灵虚假广告的系列报道，以《广告管理暂行条例》为依据，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商品广告中存在的虚假问题和惯用欺骗手法，向虚假广告掷出了投枪。最终，“特效生发灵”广告被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