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聂国春
　　上海金融法院日前发布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5年该院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收案量累计达1952件，以二审为主。在1198件非代位求偿权纠纷上诉案件中，保险公司上诉占比达65.86%，调撤率仅15.08%，剩余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败诉率达91.94%。这反映出保险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可度低，调撤意愿亦低下，财产保险理赔存在困难。
财险合同纠纷上升明显
　　根据《报告》，2018年至2025年上海金融法院收案量从32件增长至346件，总计1952件，数量总体呈平缓上升态势。纠纷所涉险种以财产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传统险种为主，其中财产损失险纠纷占比达45.59%，同时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险、众包保障险、诉讼保全责任险等新险种的纠纷开始出现，反映出传统财险领域仍是纠纷高发区，新兴保险业务风险开始显现。
　　随着保险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线上保险纠纷数量也相应增多。《报告》显示，采用电子投保模式的涉诉案件约占三成。争议集中于保险公司是否充分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定程度反映出互联网保险的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模糊，需要进一步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纠纷数量的上升与财险公司爱上诉且调撤意愿低不无关系。数据显示，1198件非代位求偿权纠纷中有789件为保险公司提起的上诉案，除去调撤的100来起案件，未调撤而由该院判决的二审案有600多件，但最终上诉成功的不到10%，这明显加大了被保险人的诉累。
三大类财险争议高发
　　《报告》指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主要争议点，集中于保险合意争议、保险理赔争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争议三大类。
　　其中，保险合意争议类纠纷主要围绕保险合同订立阶段的权利义务展开。主要涉诉行为包括：保险公司未依法交付保险条款、未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推介险种错配、格式条款的不同解释、保单“特别约定”条款的性质和效力，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信息、委托无资质人员投保等。
　　保险理赔争议主要聚焦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定损核赔及合同履行环节。主要涉诉行为包括：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就标的物定损标准意见不一、保险公司未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却拒赔、投保人未履行动态申报义务、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事故发生后未配合定损、擅自维修标的物等。此外，还存在批单效力认定、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意思是否真实、共同保险协议理解、险资投资行为效力认定等争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争议则主要围绕保险公司理赔后行使代位求偿权的环节。
　　《报告》认为，保险公司对歧义格式条款承担不利解释后果，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证明磋商合意的免责类约定不构成特别约定，需按格式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推介不适当产品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可能导致无法获赔，须审慎选择投保渠道及从业人员。
　　《报告》提示，保险公司未及时明确行使解除权将丧失拒赔权，需依法合理核定损失并履行赔付责任；投保人未及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动态申报义务存在无法获赔的风险；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存在无法获赔风险；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和配合损失核定导致事故损失难以查清的，可能需就无法查明部分损失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转让意思表示不明可能导致受让人难以取得保险金请求权等。
针对性建言破解理赔难
　　基于上述纠纷类型和法律风险，《报告》分别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互联网保险平台、行业协会、监管机构六大主体提出了针对性的法律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报告》建议，保险行业协会要促进保险公司细化不同保险服务环节标准，积极纠正投保误导和理赔困难方面的顽瘴痼疾；引导保险公司加强内部治理与合规管理，定期对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发布行业报告，公开评价结果，鼓励优秀实践；推动保险公司公开透明地展示产品信息、条款细则及理赔流程，引导保险公司对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保险条款予以修订，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误解。同时，突出同业工会调解的专业性，努力将财产保险纠纷化解在诉前，引导保险公司以和为贵，降低投诉率、涉诉率。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建立健全保险公司险资违规运用的举报机制和问责机制；持续加强保险营销人员监管，实现不符合资质或者有“劣迹”的营销人员及时退出；持续加强保险中介监管，建立信用评级机制，鼓励保险诚信经营、适当推介；重点监管个人产品和风险较高产品，维护好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潜在风险；严格产品退出监管，坚决清除处罚不符合保险原理、违背公序良俗、噱头炒作、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危及公司偿付能力和财务稳健等问题的产品。此外，要推进财产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协同机制，构建“投诉+调解+裁决”一体化、全流程的信息流转，推进示范案例宣传协同机制，引导当事人更多选择和解、调解化解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