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灼
　　浙江省温州市市委1月22日透露，该市将把房价收入比纳入领导干部的考绩中。由此，能不能控制房价不合理上涨，能不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成了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依据之一（据1月23日《京华时报》报道）。
　　官员的政绩考核历来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是各级官员高度重视的一项考核和指标。房价收入比是体现群众住房负担的国际通行数据，将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意义在于，它能充分调动地方官员调控房价的积极性，促进地方政府在调控房价上的责任落实。这在当前各界对疯涨的房价束手无策的背景下，值得一试。
　　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引发了群众对高房价的焦虑，加剧了社会矛盾。虽然中央出台了众多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在一些地方，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患上了“房地产依赖病”。当前，土地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 “第二财政”，某省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该省地税收入的增长近年来主要靠房地产业拉动，营业税增收额的四成以上、企业所得税增收额的七成以上来自房地产业。
　　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导致一些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难以有效落实到位，这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将房价收入比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可谓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在现行的体制下，政绩考核的威力无疑是巨大的。房价收入比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官员想要进步，就要积极落实中央调控政策，驾驭好房价这匹失控的野马。相反，地方官员若继续痴迷于高房价和土地财政带来的利益，那么他的“乌纱帽”将岌岌可危。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相信再大的利益诱惑、再强的行政惰性，对地方官员而言也不难克服。
　　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不论从百姓的民生角度，楼市的长远健康发展角度，还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问题势在必行。但中央的政令必须由地方来执行，这一重任必然要落到地方政府的身上。从民生的角度看，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更加重视对中低收入群体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力度；从经济角度看，要求地方政府切实摆脱卖地财政的依赖，在增加土地供应的同时，降低地价，减少不必要的收费，从而减少商品房的成本；从履职角度看，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对房地产的监管，打击炒楼、捂盘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抑制楼市投资投机行为，为楼市发展打造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所有这一切，不能只靠地方政府的自觉，而必须有一种约束和激励机制。政绩考核历来是调动官员积极性的最好催化剂，将房价收入比纳入其中，无疑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一制度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严格执行，不走过场，否则再好的制度也难免沦为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