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庆盛
　　6月30日晚21时，广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7月1日零时起，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调控管理，在为期一年的试行期内，全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配置指标的具体办法和相关程序将于7月底前发布。（见7月3日《中国青年报》）
　　消息爆出当晚，很多广州市民纷纷出门抢购车辆，4S店更是通宵加班，限购前夜的广州车市，商家乱中宰客，消费者乱中抢车。赶在晚间发布限购令，发布之后3小时即生效，让市民和车商猝不及防。一项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决策，竟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出炉，令人大跌眼镜。
　　媒体评论纷纷把矛头指向限购令本身，质疑限购令究竟会有多大成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笔者看来，这件事的最大问题并不在此。其实，在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城市交通不堪重负的背景下，政府对机动车数量加以调控未尝不可。北京市通过摇号分配购车指标，上海市拍卖机动车牌照，事实表明，限购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无论政府的初衷多么良好，无论政策的效果多么显著，公共决策都不能绕开民意、闭门决策，不能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事先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甚至连政策“吹风”都没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布限购令并立即生效——广州市限购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程序不正义。
　　限购机动车，相当于设定一项行政许可，并在客观上限制了公民权利，而有关地方政府这样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政府若要出台限购令，就要问问民众愿不愿意让出部分权利，寻求民意基础作为政策支撑。政府的重要决策，尤其是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决策，必须事先取得民众的许可，至少应征求和吸纳民众意见。民众的意见可能不一致，这不要紧，将决策草案付诸民众讨论，在讨论中达成基本共识即可。同时，政府应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比如在限制公民购车的同时减少公车并限制公车出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只要政府跟民众摆事实、讲道理，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就不难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诚然，又是调查研究又是征求意见又是协调讨论，难免增加公共决策成本，并可能让政府想办的事情最后办不成。广州市在限购令上搞突然袭击，也许正是为了“快刀斩乱麻”。可是，通过调查研究让决策更加务实，通过征求意见让政策贴近民意，通过协调讨论凝聚官民共识，这个过程本身极其重要，可以减少执行中的阻力，避免留下后遗症，套用民间俗语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而即便政府想办的事情最后办不成，那也不是坏事，因为政府要办的任何事情，都为了给民众谋福利，理应把民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最重要标尺，政府想办而民众不愿办的事情，就应该不办。
　　后续报道表明，广州市以突袭的方式出台限购令，让不少广州市民颇有怨声，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批评和社会舆论的质疑。限购令的成效如何有待观察，但很显然，这一决策方式已经让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一定负面影响。政府决策要摒弃“替民做主”思维和独断专行的习惯，不能搞突然袭击，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决策不能怕麻烦，不能怕反复，更不要总想着“快刀斩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