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重耳
　　普惠金融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被写入正式文件，到去年国务院出台《2016-2020年普惠金融发展纲要》，旨在惠及民生并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在近日举行的2016年陆家嘴论坛上，普惠金融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在论坛演讲时表示，发展普惠金融要防止错误倾向，补足金融结构性短板。
　　郭利根说，发展普惠金融，首先要防止三种倾向，即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济，普惠金融不能等同于小额信贷，以及普惠金融不是全民办金融。
　　那么，普惠金融的内涵是什么？对此，今年“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分组发言时表示，普惠金融是指将金融普遍惠及所有群体，特别强调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提供金融服务。“在中国一说到金融服务，一般都关注贷款难、贷款贵。其实，普惠金融的内涵非常丰富。”周小川说，首先，账户是各种金融服务的基础，要能让老百姓开户容易，存款方便。其次是要便捷支付，比如发放补贴款、养老金、医疗保障金。有了电子支付，银行或信用社就有了客户基本信息，就比较容易提供贷款。再次，是能提供保险服务，尤其是要能通过保险化解农民的农业生产风险。普惠金融还强调，要运用新的科学信息技术实现普惠。
　　在周小川看来，普惠金融强调的是要使各个阶层跟上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步伐，并保护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在账户、储蓄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同时，金融体系与电信体系、互联网公司之间的配合也存在一些缺陷。此外，国际经验表明，普惠金融需要在普及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此，郭利根将之概括为“金融结构性短板”。郭利根认为，增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积极探索符合普惠金融发展的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积极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成本，提升服务客户需求的能力。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也认为，中国不缺金融机构，缺的是用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来提升金融资源配制效率的机构。因此，要从优化行业环境和改善消费者体验入手，加强普惠金融的理论指导，研究和制定与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的完整政策法规、监管体系和信用环境；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
　　作为国内践行普惠金融较早的宜信，日前推出了《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报告。报告揭示，宜信等新兴企业通过技术等手段实现了信用管理、风险控制、产品设计以及客户体验的全面提升，并将普惠金融内涵由信贷资源供给扩展至提供更加多样、综合的金融产品、服务，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深度得到进一步拓展。
　　根据宜信普惠十年实践，宜信CEO唐宁认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要历经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信用获取和建立、多样化金融服务和能力建设。
　　具体而言，信用获取、信用建立、小额贷款的获取是第一阶段。信用体系成熟后，就进入了多样化金融服务阶段。普惠金融不等于小额信贷，还包括存款、理财、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此外，对于未被传统金融服务所覆盖的人群，要提供能力建设服务，“这是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很不同的地方”。
　　周小川强调，发展好普惠金融，需要监管部门适当监管，引导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金融教育非常重要，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周小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