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梦超 何春雷
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收入
　　中国消费者报：目前我国的低收入群体较为庞大，您觉得这是不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您有什么建议？
　　马光远：居民收入较低是导致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储蓄、低消费。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95年到2008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69倍，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68倍、2．01倍。由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快于居民所得，导致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在政府和企业收入高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收入用于投资。我认为，国家应建立劳动者收入增长机制，劳动者的收入应随着国家收入的增长相应增加，使居民对今后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进而敢于消费。
　　周春生：低收入者数量逐渐增多，势必会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我认为有必要改变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包括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及收入分配调节。消费增长严重滞后投资的增长，应从政策上逐步改变，一要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二要扭转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目前国内资本性收入比重逐步升高。现在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一年平均挣3万元，一个拥有100万元的人一年投资收入，可能比3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收入总和还多。当前，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低收入群体想增加消费但收入水平不高，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高但又不愿增加消费，因为他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如果给一个打工者一万元钱，他就可能会去请人吃饭、买礼品，去购置他所缺少的物品，从而刺激了消费。
　　魏杰：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要减免税收，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切实减轻居民的税负。其次，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过剩，便形成了资本能力较强，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现象，因此，要设法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第三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现在财产性收入也已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部分。第四，提高农民收入。应该多管齐下，既要为落后地区的低收入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更要通过教育、培训、劳务输出等方式，为其提供就业和创业的各种机会，切实提高其收入水平。
　　张文魁：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当前，我国在世界上称雄的是手工制造业，我国居民中绝大多数从事这个产业。这种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而非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工人收入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增幅。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政策，加强对企业及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引导企业过渡转型，使我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进而使员工也能获取更高的收入。
　　唐钧：如何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我建议国家应允许企业与劳动者进行劳资谈判，通过双方都认可的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也就是保障劳动者的收入。
　　中国消费者报：前几年收入增长较快的企业，主要依赖资源价格的上涨。在我们国家，资源收入以企业利润的形式出现，没有去它该去的地方。如果转移出来，国家就能够通过减税，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充实社保基金，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您同意这一分析吗？
　　马光远：我国大陆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国有垄断企业将本应属于全民的资源和利润，变为了他们的部门利益。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我国政府规定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5个资源性行业每年上缴利润的比例为10％，而这10％最终又被国家以补贴的形式返还给企业。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导致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达到0．47，已经超出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政府应参照其他国家的比例来向国企收缴利润，并以财政收入的形式还富于民。
　　周春生：是的，这种情况在矿业和房地产业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在西方国家相对来说很少见。资源是全民共有的财产，国家应对这些行业征收一定的资源税，并且税收比例应与资源的市场价挂钩，资源涨价，税收也同步上涨，这样就能控制这些行业的暴利收入。只有将企业的收入转移出去，居民才有更多的收入，这样才能改变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的趋势，才可能使我国的消费得以提高。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中国消费者报：有数据显示，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农村消费占全国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较为落后。如何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魏杰：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应该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十分重要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政府不可能给农民发钱，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比如提高粮食价格水平，我国对粮价一直采取抑制的政策，粮价仅仅是有限度地上涨。现在应当进一步放开粮价，让农民享受到粮食相对稀缺带来的涨价效益，同时，也可借助粮价的上涨缓解供求形势。此外，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还有，促进耕地和宅基地的流转，对提高农民收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光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样可消除农民工阶层的漂泊感，让他们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及福利待遇，可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
　　周春生：农村城镇化建设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作用比较显著。此外，我认为农村固有的“面子消费”观念也应转变。在农村，一户人家遇到婚庆、殡葬消费，往往会花费几年的收入。甚至可以说，不少农村居民储蓄的目的也是为了面子消费。如果面子消费这种畸形观念不改变，农村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会受到严重挤压。
　　张文魁：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最好的途经就是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农村居民在变成城里人后，会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收入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教育、养老和医疗的保障也与城镇居民对等。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民工的市民化”，目的便是将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正式吸收到城镇居民中来，变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也会选择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会得到相应的提高，消费潜力自然会释放出来。
　　唐钧：城市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附加太多的人为因素。一哄而上搞所谓的小城镇建设，对扩大居民消费意义不大。根据历史经验，只有大城市扩张后带动起来的新兴城市才有生命力，才能提供更多就业的机会并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另外，要从根本上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关键还是政府及早建立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
各方努力共创良好消费环境
　　中国消费者报：消费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扩大消费，如何为扩大消费创造更为良好的环境，您有什么建议？
　　周春生：消费市场的有序诚信与否，对消费信心和消费选择是有很大影响的。改善消费环境建设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部分，和谐放心的消费环境会让消费需求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马光远：我认为除了执法部门加强监管，企业的自律也非常重要。当前，网络购物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此行业的诚信度仍有待提高。近期一些网站以标错价格为由取消消费者的订单，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只有企业积极自律，行业才会被广大消费者认可，消费需求才能得到有效释放。
　　魏杰：应当说，这些年的消费市场环境比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了，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商业欺诈现象依然较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百姓的消费需求。商业欺诈现象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制假售假，这在农村表现尤为严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兴消费方式的不断涌现，商业欺诈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手法，有的非常具有隐蔽性，有的则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这都给监管和打击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如何为消费营造健康有序的环境，的确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唐钧：首先，农村的商业设施应尽快完善，要保障农村居民消费的便捷性。其次，城市应建立更多符合市场实际的购物区，提升购物环境的便捷性，刺激各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国外一些发达城市都有多个类似于步行街的商业区，商业区中的商家包括高、中、低各个档次，各收入阶层居民都可到那里去消费。而目前我国不少城市建立的购物区多为高档商圈，建筑得富丽堂皇，这就使商家的经营成本大大增高，增大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其消费群体定位在高端收入人群，也难以受到中低收入消费人群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