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梦飞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透露，国民收入分配优化的有关方案正在加紧制定中，该方案及相关政策措施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更多体现，其中令人振奋的是，这一方案“类似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据3月25日《上海证券报》报道）。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实造就了日本的黄金时代，并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这一计划从1960年开始，到1967年就提前完成了原定于1970年完成的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日本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两倍，日本社会从此形成了一个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国民的教育水平也迅速提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实现收入倍增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肯定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等。从报道中看，国家发改委的计划制定者，也希望借鉴这些手段。不过，笔者认为，要使这些手段发挥应有的功效，实现国民收入倍增，首先必须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政策，在我国虽然没有被冠以 “倍增计划”，但近年来也都陆续出台了。然而，出台归出台，大多数却被束之高阁。这些政策之所以被架空，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官员的消极抵制——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看，认真执行这些政策，并不能有效提升自己的政绩，即GDP的增长率。因此，要让他们对“收入倍增”热心起来，就必须彻底改变目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代之以新的、以国民收入倍增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在笔者看来，新的政绩考核体系应该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为核心指标，考虑到我国贫富差距较大，为了免于大多数人“被增长”，则基尼系数的缩小应该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第三个需要被同样重视的，则是城乡差距，因为如果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则我国的农民问题就相当于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就等于我国的问题没有解决。笔者认为，将这3个数据加权之后计算出的 “国民收入倍增系数”，应该取代GDP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
　　当然，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客观、准确，政府应该开放民间和媒体的调查机构进行调查，以和政府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相对照，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毋庸赘言。
　　以 “国民收入倍增系数”取代GDP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一个最容易引起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目前我国经济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的增加，恰恰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够跳出微观经济学的狭隘局限，用宏观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的，将一定是一个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