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震/图

　　近来，在我国大学教学中，发现了这样一种偏离常规的现象，就是用于高校本科教学的部分教材出现了专著化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些高校的教师将教材编写与自己的某些科研项目简单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材编写必要的基础性、经典性、整体性、稳定性等原则，而加大了作者个体表现学术个性和学术研究在某些点上突破的内容，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

大学教材有缺憾

　　目前在一些高校的堂课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讲台上的老师一堂课讲下来基本是照本宣科。同学们虽然没有过分的喧嚷，但却窃窃私语不断，他们的心思显然没有放在课堂上。
　　据一位老师讲，目前学生期末考试30-50%的成绩是与上课率挂钩，其他是考试成绩。学校之所以这样规定，目的是想把学生留在课堂上。但是课堂效率咋样、学生的兴奋点到底有多高都无从说起，这既反映了老师的教学水平和工作态度，也是对当代大学教材本身存有疑问。
　　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在大学，老师讲教材，学生背教材，最后考教材，而考完后教材就被扔在一边。很多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知识，80%都是自己在图书馆资料室自学的东西。
　　那么，大学教材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冷遇？教师教的是什么？学生扔掉的又是什么？长春理工大学校长张德江教授分析认为，填鸭式、照本宣科的大学教学方式，使学生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欠缺，从而导致难能可贵的创新能力不足。他说，教师的教法中存在5个过多和5个过少：灌输式过多，参与式过少；结论型过多，问题型过少；封闭式过多，发散式过少；重分数过多，重能力过少；书本知识过多，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过少。即使配备有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但是照屏宣科的效果比照本宣科的教学效果更差。

专著不等于教材

　　目前的大学本科教材，专著化倾向严重。广西师范学院院长贺祖斌教授在对大学教材著作化的成因分析时认为，在大学各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中，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一般使用国家推荐的21世纪高等教育教材，不会使用专著作为教材。而使用专著作为教材的主要是选修课，选修课是根据教师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前沿开设的，没有专门的教材，因此，教学内容更多使用学术专著，因而引起了著作化倾向。
　　有人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接受教育的渠道和手段的信息化发展，教材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大学教材专著化倾向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大学教学中。
　　在百度搜索里对教材、教科书的解释是：“教材就是教科书，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教材是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材料。”一位教师说，大家把有一定影响的著作作为教材，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只能是允许一家之言上课堂，虽可入学生耳，但未必真能入脑。世界是多样的，科研和学术不会有一个理论可以盖全。尤其是在思想活跃、观念领先、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著作跟教科书是两码事。

教材需要遵守基本的原则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说，高校的教材建设宜遵从基本的原则与规范。
　　他认为，作为高校本科生学习的教材，要不要坚守常规和基本的原则？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负责地进行思考的问题。在进入到较为专深的学习阶段和学习领域之后，本科学生首先要学习和了解的依然应该是人类发展至今在相关研究和实践领域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并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使学生的专业学习有所深入和拓展，而不是在未入专业殿堂之前就匆匆地接受某些尚待探索和争议的专业话题。
　　几年前，有学者指出，教材仅是一种学习资源，意思是在学习教材之外，学生的专业学习还应有所拓展。对于高校的专业学习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同为学习资源，教材则应是第一资源或基础资源，而相关的专著、信息、文献，甚至是有争议的思考等，只能是第二、第三……资源。因为没有规范性教材的引导和奠基，就难以建构学习者专业知识、专业方法和专业能力的系统，会对其持续深入的学习与探究带来深层的麻烦和混乱。
　　一位校长在对大学教材专著化的利弊进行分析时说，引进具有创新思维和批判精神的著作进课堂，虽然有利于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的专业前沿意识。但是，这种著作的知识体系缺乏逻辑性、系统性，知识点不够完整，作为教材存在一定的缺憾。
　　常熟理工学院院长傅大友认为，教材应当是导游图，有整体的介绍，让学生具有知识的轮廓，之后再通过查阅资料、承担课题去亲历学习，阅读。他说：“教材不能照猫画虎，教材应当与著作学术若即若离，应当有自己的东西，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能天马行空。”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以为，教材应当具有普适性，适合实际。在高校教学中不能让一本教材或著作通吃天下。教材还要和教师教法，学生学习相匹配。 （朱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