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娣
　　广州在7月10日发布汽车限牌细则：“广州中小客车车牌分配模式将实行有偿竞拍加无偿摇号，各占一半；今后每月1万个车牌将采用一半无偿摇号、一半竞拍方式分配。”这种限牌模式无法不让全国其他尚未采取汽车限购令的“堵城”市民跟着焦虑：广州会不会在探索一种适合于全国范围推广的限购模式？
　　广州模式简单地讲就是上海模式+北京模式，看似中庸之道，相信也是许多地方政府希望寻求的解决之道。毕竟上海与北京这两个国际大城市有着相当的特殊性，尤其是上海实行车牌拍卖的市场化方式，已经持续了14年，早在中国的私家车发展之前，就已经极具前瞻性地这样做了。如今上海一张车牌最高可以拍到6.4万元固然让许多地方财政羡慕不已，但中国除了上海，还有哪个城市敢冒以高价竞拍车牌抑制汽车产业发展的风险？与傲气的上海相比，北京的方式显然更接地气，采取无偿摇号，体现了车牌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益性。所以，有人说广州的限牌方式体现了广州的性格，评价其“接纳、包容和更富技巧的借鉴”。事实上，北京与上海的限牌方式都存在利弊，作为“北上广”一员，广州希望采取扬长避短的限牌措施顺理成章。
　　然而在这一点上，广州也的确中庸，折中上海、北京两种限牌方式，看起来过于简单，应该会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多困难。采取一半摇号一半竞拍的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将需求合理分流，如刚性需求就走有偿拍卖“通道”，出高价买是捷径；而一般需求则通过摇号获得分配，用时间和概率抬高机会成本。只能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相信大多数需求介于两者之间，实际效果如何，只能有待于广州去实践。
　　广州作为样本的意义是自然而然的，很多自认为是“堵城”的市民都自觉把所在的城市列为下一个限牌城市，有的汽车4S店还以此作为促销法宝。说到底，限牌能否治堵，或为了挤入堵车洪流，而费力去搞一张车牌，这都是生活在过度过快发展的中国人现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