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珍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其中，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近年来不断被强化。如何看待扩大服务消费？消费结构的升级要解决哪些问题？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扩大服务消费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张慧芳表示，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地位和作用。我国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消费短板”“内弱外强”“内降外升”特征。依靠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虽然取得了年均增速全球第一和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在异常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和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下，该模式不仅脆弱、风险巨大，而且不可持续。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提出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是客观必然和历史趋势。
　　11月2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为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撑。“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相协调，与2014年10-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提出的重点推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壮大信息消费，提升旅游休闲消费，推动绿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消费等六大领域消费一致，也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节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相吻合。消费升级、服务业发展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张慧芳说。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丽芬称，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向新型消费升级是我国消费的发展趋势，也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未来，随着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增加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服务消费潜力将不断释放。
消费结构升级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趋势明显。1978～2015年前三季，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23.7%提高到51.4%，大幅提升了27.7个百分点。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型。2015年前三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4%，同比增长8.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58.9%，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张慧芳对此表示，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旅游、保健、卫生、教育、医疗等行业快速增长，不仅为我国“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增长动力模型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正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强国的“服务化”时代。有了互联网+的技术支撑，改革创新的进一步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助推，新兴、传统产业加、减法的良好态势，服务业必将成为近期经济稳定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以服务消费为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必将成为带动消费升级的新动力。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已经呈现出从生存型升级为发展型、从传统升级为现代型、从物质型走向服务型的新消费，表现在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发展型消费比重明显提升。”张慧芳说，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50%以上。2015年上半年，绿色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倍，通信器材消费同比增速达37.6%，网络消费同比增长39.1%。经济增长未来的新动力主要在服务业，服务消费将带动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总规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至50万亿元左右，13.67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健全制度保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目前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预计到2020年服务型消费在城镇将超过50%。在服务消费成为消费大头的时候，消费市场的监管也面临挑战，一些难点仍需解决。
　　张慧芳表示，以促进服务消费带动消费升级，就必须通过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为建设全国统一开放、规范有序、高效顺畅的大市场扫清“路障”、疏通“经脉”。从商品实物消费转型到服务消费有下列几个难点需要解决：
　　一是观念转变、层次提升。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整体存在重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问题。服务性消费本身也存在比重较低、观念落后、结构层次低，重生活性服务消费轻精神文化消费，重娱乐性服务消费轻发展性服务消费，重趣味服务消费轻高雅健康服务等问题。
　　二是实物消费挤出和替代。服务消费虽然会成为消费主导和未来趋势，但永远不会取代实物消费。与实物消费的刚性需求不同，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大。实践中，很难确定合理适度的实物价格，来降低其对服务消费的挤出和替代效应。
　　三是结构升级、比例优化。我国无论是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均存在发展相对滞后、供给不足、设施落后、管理水平低、制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服务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太低，束缚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约了服务业整体发展。
　　四是城镇化中的负面效应。城镇化虽然能通过“收入效应”“规模效应”“示范效应”促进服务消费的增长，但城镇化过程中预期的不确定性、收入的不稳定性、失业的高风险性、生活的高成本性相互交织，可能导致城镇化对服务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很有限，甚至是负向作用。此外，服务业过度向城市聚集，也可能加深城乡服务消费断层，不利于促进服务消费的有序增长。
　　五是制度建设与公平分配。提振和扩大服务消费，带动消费升级既需要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也需要制度的公正公平。目前，我国服务消费一方面存在制度不完善和供给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存在分配失衡问题。由此，十三五扩大服务消费的重点和难点一是增加制度供给；二是重建制度分配体系，用制度供给和公平分配推进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大国服务消费规模扩大和包容共享的协调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