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2017年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让一个词汇传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租购同权”。尤其是该文件中提出的“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被人们解读为“学区房的克星来了”。
　　随后，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推进“购租并举”，并选定了12个城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使得“租购同权”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想象。
　　广州市印发的《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提出16条措施，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但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人才绿卡持有人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借读生、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其监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以监护人租赁房屋所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经登记备案的，由居住地所在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政府补贴的民办学校学位）就读。这意味着，以后在广州租房，租房人子女可就近入学。
　　除此之外，《工作方案》还要求提高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落实出租住房税收优惠政策，增加租赁住房用地有效供应，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造成租赁住房，出租人按照国家和地方的住宅设计规范改造住房后出租也被允许。
　　广州首次提出租购同权，“实现租者幸福居住”的目标，这意味着管理政策会积极引导，将租房作为未来重要的居住方式，租房的配套权益也将向购房居住靠拢。租购同权保障了租赁人的利益，解决了以前租赁者不具备的权益问题。比如子女教育，一直以来就读是跟户口挂钩的，而户口跟房产挂钩，不少人就是因为要解决孩子的就读问题而选择买房。若该政策落实，这部分人就可以选择租赁，减少买房焦虑。
点评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租赁市场的快速崛起助推了“租购同权”的出台。根据链家研究院的数据，未来5-10年，中国租赁市场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0年的市场体量将达1.6万亿元，2025年将达到2.9万亿元，2030年有望超过4万亿元。
　　毫无疑问，“租购同权”的政策设计初衷是好的，它试图以 “平权”作为住房改革的切入点，通过将部分潜在购房者疏解到租房市场，从而降低学区房需求，引导其价格回归理性，其用心可谓良苦。
　　不过，新政虽好，但指望让它成为“楼市炸弹”“平权机器”，恐怕是让它背负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相比商品房的投资行为，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更多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目前各地的入学标准基本都是：第一顺位是房户合一，也就是监护人是房主+户主；第二顺位是房主；第三顺位才是租房。如此一来，租赁者要和房主同时参与顺位入学，根本不现实。
　　有业内人士指出，广州此次推出的政策其实并无新意，租房者子女早就可以入学，前提是学区有余量。比如北京在非热点学区，外地户籍通过租房具备了一定条件后，同样可以入学，但在西城、海淀、东城等热点学区，一般只能保证房户合一的第一顺位入学，很多监护人非房主三代直系的都不一定能保证入学，更何况是租房人群。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不用买房，只要租房就可就近上学，长期来看，购买学区房的买家将会减少，考虑到眼下出租回报率的走低，租购同权或将改变人们对购房需求的方向，拉低高昂的学区房房价。租购同权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或能拯救商住公寓市场，让更多商服类物业变身出租物业，解决更多百姓居住问题。一线城市在土地不足、住宅不足、公共资源不足和房价高企的大背景下，租赁市场大增对于购房需求本身不可能形成挤压态势，但可以有分流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房价过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