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参加调查的全国45个重点城市。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任震宇
　　45个中国主要城市，通勤时间、通勤空间、通勤交通3个方面9项指标，呈现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画像。
　　8月1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3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单程5公里以内的“幸福通勤”人口比重为50%，连续3年持续降低，超过30个城市单程超60分钟的“极端通勤”比重增加。
“幸福通勤”持续下降
　　5公里以内通勤比重反映就近职住、可以慢行通勤的人口占比，又称“幸福通勤”，是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测度。
　　《报告》显示，2020—2022年度，通勤距离5公里以内的“幸福通勤”连续3年持续下降，2022年主要城市“幸福通勤”人口比重总体平均水平50%，45个主要城市中50%的通勤人口享受5公里以内的“幸福通勤”，同比降低1%。其中，超大城市46%，特大城市50%、Ⅰ型大城市53%、Ⅱ型大城市55%。
　　38个城市的5公里以内“幸福通勤”比重同比下降，西安、杭州、合肥、南昌降幅显著。只有广州、大连、苏州、乌鲁木齐、西宁5个城市5公里以内通勤比重同比持平。
　　深圳“幸福通勤”比重55%，昆明、佛山56%，福州59%，温州62%，分别是目前同等规模城市5公里以内“幸福通勤”比重的最高水平。
　　单程时间60分钟以上的通勤被称为“极端通勤”。减少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人口比重，避免超长通勤带来的身心伤害与社会问题，是城市风险防范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报告》显示，45个国内主要城市中仍有超过1400万人承受“极端通勤”，单程时间60分钟以上通勤比重12%，同比持平。其中，超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比重达到17%、特大城市11%，Ⅰ型、Ⅱ型大城市均是8%。
　　7个超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比重均没有增加。北京60分钟以上通勤人口比重28%，同比降低2%，天津同比降低1%。武汉、济南、南宁、厦门、合肥、乌鲁木齐、温州7个城市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人口比重同比增加1%。其中，合肥、南宁、乌鲁木齐“极端通勤”人口比重连续3年增加。
北京单程平均时耗最长
　　平均通勤时耗是居民通勤出行直观感受和生活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衡量城市交通便捷程度的重要指标。
　　45个中国主要城市中单程平均通勤时耗36分钟，同比持平。其中，超大城市平均40分钟、特大城市平均36分钟、Ⅰ型大城市34分钟、Ⅱ型大城市32分钟。
　　北京单程通勤时耗47分钟，同比减少1分钟，仍是通勤时耗最长的城市。上海、重庆、青岛单程通勤时耗达到40分钟。45个主要城市中多数城市同比持平，只有青岛、合肥、银川3个城市平均通勤时耗同比增加1分钟。
　　提高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目标，是城市规划和交通服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报告》显示，中国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总体平均76%，与去年持平。其中，超大城市平均69%，特大城市平均77%。
　　深圳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77%，保持超大城市的最高水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4个超大城市，东莞、青岛、济南、哈尔滨、大连5个特大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提高。
　　广州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71%，同比提高2%，北京56%同比提高1%。只有武汉、合肥、厦门、无锡、洛阳5个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同比降低1%。
职住分离度普遍增加
　　职住分离度可以理解为从居住地到最近就业场所的距离，用于衡量城市职住空间供给的匹配度与平衡性，职住分离度越小说明城市职住平衡的本底越好。
　　38个中国主要城市的职住分离同比增加。超大城市职住分离度平均水平4.4公里，特大城市4.0公里。只有厦门、长沙、大连、乌鲁木齐市、海口市、西宁6个城市职住分离度没有增加。厦门职住分离度2.2公里，依然是职住平衡最好的城市。
　　北京、东莞、石家庄、银川是不同规模分类中职住分离最严重的城市。成都、佛山、西安、青岛、东莞、青岛、合肥、南昌、石家庄、呼和浩特、银川年度职住分离增加显著。
　　平均通勤距离体现真实职住分离情况，也是城市运行的成本，决定着基础设施投入与交通压力。
　　超大城市平均通勤距离9.6公里，特大城市平均通勤距离8.6公里同比增加0.5公里，Ⅰ型大城市平均通勤距离7.8公里。
　　39个主要城市平均通勤距离增长。只有广州、大连、苏州、乌鲁木齐、西宁5个城市平均通勤距离没有增加。北京平均通勤距离11.7公里，同比增加0.4公里，仍是通勤距离最长的城市。此外，10个城市平均通勤距离超过9公里。除上海市、重庆市、广州市外，成都市、武汉市、东莞市、西安市、南京市、郑州市、银川市平均通勤距离首次超过9公里。